难忘知青岁月——一双农田鞋

于乾松

难忘知青岁月——一双农田鞋









赵焕良

农田鞋，一种适合在农田里穿用、黄色帆布高帮的胶鞋。现在市面上很少见，也很少有人穿了，可我却与它有一段难解之缘。   

1976年挂锄时节，我下乡在辽西一个小山村里任生产队长。

一天接到上级通知，要求组织全队青壮劳力，去远在百里的农场修筑“长虹沟”。那时农村常搞大规模农田水利工程，各种名目的会战接连不断，听说这次是举全县之力，动静不小。一个命令下来，谁敢不执行，立马组织了二十几个青壮劳力，打点行囊，备妥工具出发了。

说是修百年大计的“长虹沟”，其实就是筑了一条大坝，到底做啥用，没搞清楚。每天的活儿很辛苦，荒芜的盐碱滩上泥泞不堪，一脚踩下去陷得动不了脚窝。一筐筐的粘泥全靠手挖肩抬，没过几天，许多人的鞋就弄坏了，有人就干脆光着脚干活。

一天晚饭后，大伙凑在一起，话题说到了鞋上，七嘴八舌的议论说：“队里应该给咱买双鞋穿。”当时正面临着活重任务又急，已经有人想半路开小差了，若不能按期完成交给的工程任务，那可是“政治”问题了。为了鼓舞士气稳住人心，作为带队，我自作主张当众许诺：“等任务完成后，保证每人奖励一双农田鞋。”

高粱穗晒米时，总算完成了任务。返回生产队后找到了会计，看看账上还有多少钱。一看傻了眼，不但没有余钱，就连这次出工的伙食费用都是借的，欠了一堆外债。看来，鞋是买不成了。这时有人就用小话挖苦讥讽，正值年轻气盛的年龄,那受得了如此刺激。在一次社员会上，我再次许诺：“鞋一定买，说话一定算数！”

大话容易说，事可难办。马上就要秋收，生产队里的农具家什，车绳马套的也该添置，没钱可不行。那些天，憋得我嘴上都起了燎泡，有啥法能搞到钱呢？白天夜里想的都是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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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二为本文作者赵煥良

猛然想起屯里有一位“老大辈”威望挺高，都说他见多识广道道多，就去找他商量办法。一天晚上，跟他说了此事，他边吸烟袋边摇头说：“挣钱的门道是有，可咱不敢干呐。”我眼前一亮，忙追问：“快说说，是啥来钱道？”他把我领到村北头的山梁上，指着杂草丛中几座像炮楼模样的石头堆说：“看见没，这是烧石灰用的灰窑。”又指着灰窑旁的山头说：“这山可是宝贝，满山都是石灰石，弄下来用窑一烧，可就是上好的石灰了！”接着忙摇着头叹息道：“现在可不能干啊，谁敢干就得挨批。”

原来，很早以前这里就有窑烧石灰的传统，只是这些年政策不允许了。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上级更是三令五申地强调只抓农业，不允许搞副业。可这山沟沟里，多是悬在半山腰的“挂画地”，土少石头多，单靠农业是很难改变穷困面貌。这么多年了，山里人只能守着宝山，过穷日子。

经过几番商量，决定冒险干一下，当即组织了五、六个干过这行的社员专门烧灰。为了掩人耳目，都是起大早干活，修窑洞、采石头，大半个月后终于烧出了一窑石灰。以前见过的石灰都是粉末状的，其实刚烧出来的石灰可是一块一块的，只是遇到了空气才慢慢粉化了。由于烧出来的石灰成色好，不愁卖，远近的建筑工地都纷纷求购。几个月的光景，就给队里挣了不少钱。

一天正在灰窑忙活，队里的会计急三火四的爬到山坡找到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好了，上头来人了，让你马上去趟公社，看架势像是冲着烧灰这事来的。”我一听也慌了神，转念一想，怕也没用，去了再说吧。   

]搭车去了公社，还真是搞付业烧石灰这码事。公社领导“上纲上线”说了一堆，好一顿训斥。我急着要分辨，领导却拦住我说：“啥也别说了，看你是个知青，没啥别的企图，不然就要严肃处理了。”末了，下了两条指令：一是马上写一份深刻的检查，二是回去后立即把灰窑扒掉，不准再搞了。

虽然满心的不情愿，可小胳臂拧不过大腿。下半晌，在公社的一间小屋里写检查，想到了“农田鞋”的事，这买鞋的事刚有了点着落，又要泡汤。

正在这时破门撞进一人。抬头一瞧好家伙，闯进来的是一个五大三粗黑汉子，瞪着一对金鱼眼冲我吼道：“你小子，就是那个伸头搞资本主义的下乡青年吧。”见我没搭茬又接着嚷道：“你小子胆挺大呀，不服啊?非得给你点厉害尝尝。”言语之间还夹杂着啰嗦。后来得知，此人是公社“保卫组”的，人送绰号“大巴掌”，浑横蛮愣的抡巴掌就打人。听他说话无理，我反驳了几句，这下他火了。“你小子还敢顶嘴，不收拾你是不老实啊！”话到手到，抡起大巴掌打来。我急躲过了一巴掌，可另一掌躲得稍慢了点，手指碰到了鼻子上，顿时鼻血淌了下来，疼得我一阵眩晕。想想为了兑现一双农田鞋的承诺几经磨难，今天又受到这般欺辱，满腔的怒气象火山般瞬间迸发了。此时“大巴掌”正不依不饶往前冲来，见他的巴掌到了眼前，我顺势扭住他胳臂，狠狠摔在了地上……

小青年敢动手打保卫干部，可捅了马蜂窝。办学习班，开“路线”分析会，折腾够呛。消息传到了生产队，“老大辈”带着屯子里老少爷们来要人，公社领导也不想把事弄大，几番商量，劝回了屯里人，第二天就让我回去了。

晚上，躺在生产队饲养房的土炕上，眼瞪着房梁睡不着觉。心里想着：干点事咋就这难呢？不就是想让生产队有点家底，让大伙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可眼下偌大的一个生产队竟买不起几双农田鞋。

一场风波过后，仍是心有不甘。见形势有所变化，上级看管也不紧了，灰窑又点着了火，偷摸地干了起来。风声紧了就停，风声过去了就接着干，搞起了“游击战术”几番下来生产队的收入明显大增，不但还清了外债，还先后更换了马具绳套，添置了脱粒机等农具，队里还买了几头猪崽。尤其是买鞋的事有了着落，趁着保管员去城里办事的机会，委托他去买鞋，鞋码早就统计妥了。

买回鞋的那天晚上，我敲响了挂在队部门前老树杈上的那口铸铁大钟。全屯的老少爷们都出来了，队部里挤满了人。我站在高处大声喊道：“排好队，点名发鞋，全队社员人人有份。”还特别奖励参加水利工程和在灰窑干活的人，每人多得一双，乐得人们直蹦高。我站在人群里，看着眼前的场面，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鼻子酸酸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我分到的那双农田鞋，没有穿，直接送给了家境贫困的二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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