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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依旧 宋教仁的那束光刺痛了谁？ 2017年03月13日 16:21:33
来源：凤凰国学 作者：黄耀红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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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死，着着实实给民国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损失。那一颗带毒的子弹，射中的是一个人的身体，也是一轮升起于古老国度的政治理想。
叁 悄然归国的宋教仁，栖身于上海法租界。他化名为“桃源渔父”“渔父”。他那些光焰逼人的文字，很快就在陕西报人于右任先生创办的《民立报》上卷起了一股旋风。 《交战时之中立论》《湖北地理形势说》《敬告日本人》……宋教仁纵论国际国内大势，其思其见，其情其文，无不令人为之一振。 1911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年。 4月，黄兴于广州率120名敢死队员攻入两江总督府，发动黄花岗起义，最终失败。几个月之后，武昌起义爆发，湖北军政府成立，各省相继独立。就是这一年，宋教仁在《民立报上》所发表文章多达191篇，势如井喷，鼓动人心。 武昌起义（资料图） 当是时，《民立报》简直成了南方革命党的“影子政府”，而宋教仁则成为名符其实的“意见领袖”。辛亥革命发生后，黎元洪被推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宋教仁与黄兴于一周后赶到武昌。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宋教仁起草了《鄂州约法》。在那里，他为这个新生的民国设计了三权分立的基本政治构架，并明确提出了公民的言论、结社、示威等自由。 于复杂的国内形势下，宋教仁判断：“今日之形势，以天下言之，则重在武昌；以东南言之，则重在金陵。” 黄兴留守汉口的时候，他只身奔赴于南京、镇江。等南京攻下之后，他又凭借自己的威望，以卓越的政治手腕协调上海、镇江、苏州、扬州的军政关系，促成了东南形势的稳固。 辛亥革命形势图 因为同盟会的关系，宋教仁在革命党里有着很高的威望。一个叫北一辉的日本人，一路同行，他亲眼见证了宋教仁的影响力。 公元1912年元旦，宋教仁回国还不到一年，清帝即宣布退位，亚州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宣告诞生。 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此时，宋教仁亦被视为内阁总理的最佳人选。 章太炎评价说：“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虽未及子房文终，亦伯仲于房杜。” 于右任先生亦认为，论学识，宋教仁独一无二，“总理莫宜于宋教仁”。然而，木秀于林的背后，必有妒贤嫉能。 由于马君武跳至桌上的强烈反对，宋教仁最终只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里任法制局局长。 尽管如此，宋教仁的政治影响力依然万众瞩目。有一个细节足以说明。民国开国大典在即，北伐女子队林宗雪不满女性缺乏参政权，她来质问，找的不是别人，却是宋教仁这个法制局长，以至于宋教仁错过了临时政府的成立大典。 由帝国而民国，由专制而共和，一场千年不遇的政治大变局就发生在1911至1912年之间。 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南方革命党代表伍廷芳与北方袁世凯代表唐绍仪于上海举行南北议和，达成共和体制、优待清室与推举袁世凯任总统之协议。其时，对于这个新生的民主共国，革命派、立宪派、改良派，各种不同的政治理想与利益要求彼此斗争又相互交织。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宣布退位。次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布辞职。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 由皇家专制至民国共和的浅层标志是，总统、国会、内阁，这些古老中国闻所未闻的政治机构与权力运作，全都变成真实的现实。 中华民国，究竟是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孙中山赞成前者，而宋教仁力举后者。而在内阁制中，他所信奉的又是“一党内阁制”。即内阁全为一个政党的成员，而非责任内阁制下的“七拼八凑”。 袁世凯就任总统后，所实施的是内阁总理制。当时内阁总理为唐绍仪。同盟会骨干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陈其美分到农林总长、教育总长、司法总长、工商总长。按《临时约法》，当时,总统任免文武官吏、发布法律、命令等, 须有内阁副署，才能发生效力。袁世凯哪里愿意做这样一个“虚君”呢？1912年6月，责任内阁组成不到两月，袁世凯大权独揽，破坏约法，唐绍仪出走天津。7月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骨干亦同时联名辞职。 宋教仁，将全部精力转向了党的改组与国会选举。 肆 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这个临时大总统必须在十个月之内召集国会。1912年8月，《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颁布。从此法看，这是一个美国模式下的中国国会。它分上下两院——参议院与众议院。参议院共274人，六年一任，两年一选。众议院596人，两院合计841人。当时的媒体称之为“八百罗汉”。 为筹备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中央与各省都在紧张忙碌。按当时的顶层设计，科举不再是做官的前提。而组党、入党、造党，才是有志青年的理想。因之，在当时，全国就有三百多个政党，大的大，小的小，政治人物、社会名流、意见领袖，很多人同时是加入了几个党。除了同盟会之外，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算是几个较大的小党。 按当时的情况,一个小党的党魁,要选上一个议员都不容易。同盟会是当时的一个大党。情况如何呢？在1912年的夏季大会上，宋教仁被推接替汪精卫，出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掌握党务实权。对他来说，“政党内阁”制一直是其政治理想，而“组建政党内阁”则是他的行动计划。 他说：“本党对于统一临时政府内阁，已决定，如不能达政党内阁，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虽他党出为总理，亦赞助之。” 风华正茂的宋教仁，志在为中国政治带来一种新鲜空气。在他的理想中，一切政治都在公开、公正的阳光下进行。政党竞选成功，即组成内阁执政，成为执政党；竞选失败，则为在野党，发挥监督之责。 1912年8月，国民党在北京的湖北会馆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千人，孙中山当天出席并作主题演说。会上，他们通过了国民党名称、党纲。孙中山被选为理事长，他坚辞不就。宋教仁，就这样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他以代理理事长身份，成为中国第一大政党之党魁。 风头之健，一时无二。 一党内阁，一直是宋教仁的政治理想。改组国民党之后，这个理想政治正在一步步逼进现实。 1912—1913年参加国会选举的主要政党 1913年2月，各省国会议员初选与复选相继完成，国民党取得较大胜利，共得参议院123席，众议院269席。在各地陆续传来国民党胜选消息的鼓舞下，宋教仁先后到湖北、湖南、浙江、江苏、上海等地，为理想中的国民党执政进行广泛的舆论宣传。 一时间,宋教仁成了万众瞩目的政治人物。 长沙、武汉、杭州、南京、上海……所到之处,无不人山人海。人们争睹这位青年政治家的才华与风采。 在演讲中，宋教仁猛烈批评政府官制腐败、财政紊乱、内政低效、法律残缺与外交方面的不负责任。非但如此，宋教仁更以自己的政治见解，为那转型期的民众带去常识和启蒙。 他如此说宪法。“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生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运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 因此，在总统与宪法之间，应先定宪法，再定总统。
他如此说竞选。“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 是的，当政治成为文明，它给个人、国家与民族所带来的都是前所未有的自信。那时那刻，宋教仁的“仁”就是那个“当仁不让”的“仁”。 他如此说责任。“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 宋教仁的激情演讲，可谓“足以鼓庶民之心，寒奸雄之胆”。 今天，我们遥想那个熙熙攘攘的时代，那么多政治风云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激进与保守共在，熹微与寒流并存。可是，还有谁的声音能会像宋教仁这样穿过百年时光，依然如此明媚，如此清晰？ 青春宋教仁，站在民国最明亮的地方，他的思想有如一束光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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