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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十年人生琐忆(续八) 永志 虽然学校没有人管理,但我们仍然习惯性地过寒暑假,因为这期间学校没有助学金。1967年暑假,金廷辉的父亲为我和金廷辉谋了一份小工差事,安造公社的罈子口修粮店,我俩给建筑队和浆、挑砖,每人每天工钱大概是3元。我们按约到达罈子,但还要等待几天才开工。没有地方吃饭,两人商量到安文熊明金家里去,既解决生计,也去玩一玩。在安生大杨树过河,为节省5分钱,金廷辉主动提出游水过渡。但游到河心,体力不支,正好红革会宣传队的同学在对岸,好几个男同学下水才把他接上岸。开工后,不到两周砖墙砌好了,我们松了口气,后段工程小工要轻松一些。但是,我们还没来得及高兴,建筑队负责人通知我们结帐走人。回到县城后,我又与金廷辉搞过一次押运,为食品站押运牲猪到长沙。大概三天时间,吃住在船上,负责给猪喂食、清扫猪圈。因为是三伏天,途中死了好几头猪,餐餐有肉吃,并用牲猪向洞庭湖上的渔民换鱼吃,伙食不错。当时大部分同学当逍遥派回了家,留在学校里的同学为了维持生计找些零活做,记得有很多同学替木材公司扛木料。
在安生大杨树过河,为了节省五分钱,金廷辉(中)泅水过渡。游到河心, 体力不支,正好红革会宣传队的同学在对岸,好几个男队员下水才把他接上岸。
三个老同学欢聚(1993年夏天)
暑假结束,我到学校没有几天,红革会宣传队的同学从安化公社的三岔河打来电话,说他们在那里演出,受到保守派的围攻,请求支援。于是,我和袁中光几个同学当天就赶到了三岔河。我们住进三岔河饭店,这时宣传队队员已经到另外的地方去演出了。我们听饭店员工说了一些情况:晚上演出结束,宣传队传唤被他们认为是保守派的公社机关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开始是说辩论,但在唇枪舌战中,宣传队拉上窗帘,威胁恐吓;也有人说动了手。四中造反派组织反映的情况是另外一个版本,说当地保守派如何嚣张。就在我们到达三岔河,公社的造反组织已经通知各大队的贫协代表到三岔河,明说是开贫协会,实际上是寻求支援。我和袁中光商量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进行处理。由袁中光代表红革会谈判。谈判在大会堂的楼上进行,我在楼下,静待消息。楼下挤满了人,两派的成员都有,贫协代表占多数。不知谁认出我了,说“他就是某某,红革会的司令!”这一下我被包围了,七嘴八舌,支持者,反对者都有。危急之时,突然一个中年妇女冲进来了,一下拉着我的手,大声吼道“他是我的崽,看谁敢动手!”大家散开,把我拉出了会堂。这时我才看清楚,她是郭大妈,我所在公社供销社郭立梧经理的夫人,郭经理是我爸爸的朋友。 袁中光的谈判很成功,两派握手和好。造反派组织的四中校友,还接我们去了一趟四中,安排我们在三岔河菜队的谢金莲家里吃饭。我正值生日,到三岔河照相馆拍照,照片题字“20岁了”。同学们取笑我开始着急了,想找朋友结婚。有一点我应该承认,当时是有时不我待的感觉,表面每天轰轰烈烈,但心里很虚,我的骨子里是想继续升学,要做大学生。我这张照片,洗印多次,送给很多同学朋友。但失传了,到2015年,初中同学张善英和我联系上了,她收藏有我这张照片,只是陈旧破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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