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麟《记何资深》一文读后感(四)

山河

                  郑超麟《记何资深》一文读后感(四)

                                    作者：陈道同

    从中共和托派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两条船"的比喻中，可以看到何资深对中共的态度了。在他身上，我明确感觉到他有浓厚的对中共的恋旧情结。一个人为了党的事业，出生入死奋斗了若干年，一旦被迫离开，感情上怎能不与之千丝万缕地联系着?平时最爱谈的话题，是大革命中的事例。莫斯科的大审判他当然清楚，但他说过不止一次：毛泽东不是斯大林，他清楚老先生及老先生的人。当他说到毛泽东时，总是称之为"润之"，称周恩来为"恩来"，称瞿秋白为"秋白"。称其他领导人也都略去其姓。后来我明白这样的称呼方式并不是出于他的套亲乎，而是当年第一代革命家中通行的称呼方法。苏联党内在革命前也是这样的，斯大林不就是叫科巴吗?至于加官衔的叫法，那时是执政之后的事了。他有许多学生，北京、南京、上海等地都有。每年暑假北上南下途经上海，来探望他的不少。讲起当年他讲的历史课，学生们都一致称赞。学生中有的解放前就入了中共，有的解放后参军，更多的是勤勤恳恳在各种岗位上工作了数十年。坏的例子似乎一个都没有。八十年代以来，我直接或间接地听到好几个学生说：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要审查自己与何资深先生的关系，检查受到的影响。结果一点问题都审查不出来。

    何资深对中共，尤其对中共领导人, 是有感情的。其次, 他对1949年10月胜利也是拥护的。明白一点地说：他从来没有视中共为敌人的思想和感情。我很能理解这种感情。我还相信中国托派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比如说王凡西，凡是读过他的《双山回忆录》的人，都会认同我这个看法的。这一点后面还将说到。

但中共却始终视托派为敌人。至少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如此。

    近读《先知三部曲》，发现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苏联当年的托派对待苏共的态度也是如此。

    我如今已步入古稀，但年轻时即有的一个问题，数十年来始终不曾得到解决：中共与托派既然目标相同，即使不能称之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那至少也可以视作同路兄弟相称，何以要豆其相煎?水火相待呢?为什么党派之争容不下一点朋友情谊呢?难道这只是两国中特有的现象?难道为要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中那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美境，现代的人就必须经过这么"凤凰涅槃"的火炼?据说，直接和间接因党派之争而牺牲的人，仅苏联一国，就不下一千万。有人说，党派之争就是权力之争，我不敢相信这么庸俗的解释，因为我相信共产党人是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而且，根据《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所述，马、恩的建党思想中决无排他的成份。

    话扯得远了。《记何资深》一文最后提到他的"堕落"。每读至此，就会想到当年莫斯科三次审判案中，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们的自辱行为；他们一个个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庭"上招认了公诉书上要他们招认的一切。这种自辱行为，当年就为世人所不解，数十年来，有许多历史学家试着解开这个谜，但至今仍未取得令人信服的答案。有的人认为老革命家们在刑具下屈服了，作这样判断的人，太轻视这大批列宁的战友了，根本不理解忠诚的信仰在革命家意志中的地位。这一点在郑超麟身上无疑得到体现。同样在何资深的坐牢出逃，以及终身追随陈独秀的行为中也得到体现。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老革命家们是以"自辱"来换得妻子儿女们的生命安全，但许许多多传记都证明，老革命家们决不是儿女情至上。《记何资深》中也这样说：何资深既与他的当大地主的父亲"关系不好"，也与他的后来去了台湾的儿女"没有感情"。现在，老布尔什维克中唯有布哈林有份遗嘱流传于世。细细读他的遗嘱，或许能对这个问题得到些启示。

    一、遗嘱开头就控诉这个法庭："我所面对的是一部凶狠的机器，我对其已无能为力。这部机器运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攫取了巨大的权力，有组织地捏造谎言，厚颜无耻地行动。"

    二、这部凶狠的机器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国家吗?不是的。"我将低下我的头，但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面前，它是无情的，但也是纯洁的。"而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多数机构"，它们"迎合斯大林因争夺地位和名誉而产生的病态的狐疑的心制造种种卑鄙的案件。"布哈林控诉的不是党和国家，而是内务部和斯大林个人。我说，这一点是布哈林写遗嘱时第一个心态。

    三、他不能控诉党和国家，因为"我18岁就入了党，我终生之目的，始终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在你们举着的向共产主义胜利迈进的旗帜上，，也有我的血。"这可说是他此时的第二个心态。

    四、他不仅不控诉党，而且还把平反的希望寄托于党："我要求年轻而正直的新一代党的领导人……替我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还需强调，这篇有名的遗嘱的题目就叫《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这是他的第三个心态。

悲剧的社会意义就在这里：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庭"以"人民公敌"的罪名，将他押赴刑场，另方面，他却是怀着上述三个心态，或称情结，经过公开"自辱"，走向死亡。

    我相信其他被告们，老布尔什维克们，也是这样走向死亡的。

近读《先知三部曲》方知青年布尔什维克走向死亡时的表现完全不同。该书在第三卷第419页写道："但他也谈到了拒绝投降的年轻一代的共产党人，他们塞满监狱大墙内与死刑场上，高喊着'托洛茨基万岁'!从容就义。"

    仅仅用年龄上的差别解释得了"自辱死亡"与"从容就义"之间的不同吗?看来，要搞清这个问题光靠历史学不行，还得靠心理学，最好是宗教心理学。

    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悔过书"、"检讨书"、"认罪书"、"思想汇报"......等等无计其数，其中不乏伟人名士"自辱"之作。大概这也是中、苏两国共有的现象。中国共产党高明之处在于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烧毁了这批"悔过书"、"检讨书"、"认罪书"、"思想汇报"......等等，因为大家都明白"自辱"说明不了"堕落"，而且，要讲责任，也不在于写作者。

    无可置疑的是：比起何资深在特务不特务的言行来，郑超麟的言行自要高亮些。我想，原因也许在下列两个问题上, 二人的心态不同。

    一、对待中共的态度。何资深的态度已见前述；郑超麟的态度，见《记何资深》一文。该文快结束处有段话："至于彭述之，我们同他有许多帐要算，不过将来有机会再算。何必在敌人监狱里算呢?"我相信他的在天之灵一定会讥笑我："都把你关在监狱里了，还自作多情!"这正是悲剧所在!话虽是这么说了，但我认为这只是他一时之言。因为到了1987年及1997年他曾两次上书中共中央请求平反。既然是"请求"，且是平反的请求，是不会视对方为"敌人"的。

    二、对待1949年的中国革命。何资深的态度已见前述。郑超麟的态度比较复杂。读了他的《晚年文集》，他的理论要点似乎为：第一、相对于旧社会，这是很大的进步；第二、所创建的社会是斯大林模式，即新资本主义；第三、1928年以后，中国革命不再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读了他的最后论文《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后，似乎说明他此一观点至死不曾改变，但也不要忘记，十九年之前他在《二十七年"改造"小结》一文中表明了这样的态度："我是明确站在中国共产党内以四个现代化为纲的多数人方面，而反对那些仍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少数人的。"所以，读他的文章一定要首先把握他的中心思想，以免被他的一时之言引向迷惑。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想介绍另一位托派理论家王凡西的态度。《双山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在寂寞中思索》他作了认真的反思，检讨了托派过去理论上的错误，承认了"中共不失为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虽然在前面加了"在某种程度上")，寄希望于中共的自我完善。"中共将会产生一个真正的左派……领导一切反斯大林主义运动，完成一次新的、反官僚制度的革命。"我还想说一句话：郑超麟的思想只能代表他个人，连王凡西他都代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