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麟《记何资深》一文读后感(五)

山河

                                                    郑超麟《记何资深》一文读后感(五)

                                 作者：陈道同

    直到八十年代，我才知道，1949年初，何资深支持我脱离托派的时候，自己却重新参加了托派。结合当时形势，他这一行为实在让我难以理解。我不理解，他的一位学生也说不能理解。

    1951年夏，我自京返沪，去见了郑超麟。目的是想对他做些"劝说"工作。去之前何资深再三劝阻，说是他不会听，并说他们两人也早就不见面了。八十年代，我见到何资深一位学生，她也说自1950年起，他们二人就不来往了。但《记何资深》一文说他们"事实"上绝交的时间是在他们"被捕前一个多月的事"，即1952年10~11月间。同时又说："他已很久不来找我。"结合前后，我只能作这样的解释：1950起何资深不再去找郑超麟，1952年10~11月起郑超麟不再去找何资深。

    《记何资深》一文中，有句话耐人寻味："他向我建议，凡事由他和我二人决定就够了，中央委员会只能作为一种形式。我不接受他的建议。我怀疑他要做最后决策人，通过我去执行他的主张。"他们均已不在人世，文中所说的何资深的"主张"到底 怎样，只能见于公安部的档案中了。将来有可能为人所知的。

    据何资深的一位学生说，解放后，他常写些东西，交沈尹默转送上去。我知道沈尹默是名人，或许是位民主人士但不知道他具体的职位。何资深由他转交的是些什么资料，就不是我该猜测的了。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