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中华诗词的发展方向与前途》（4）

津市吴若愚

文学评论

—当代—

                                                                                   --王继杰

中华诗词的发展方向与前途

四、诗词主体形式与声韵的转变

                （接上页）形式创新也是关系到继承与发展的问题。现在很多诗词专集的约稿通知中都往往有这样一条:“必须符合诗词格律规范，谢绝自度曲。”诗经体若谢绝骚体，就出不了屈原与楚辞；楚辞若谢绝汉乐府，就出不了三曹，更出不了近体律绝和李白、杜甫。近体诗若谢绝创新，哪会有宋词、元曲及苏轼、辛弃疾、李清照、关汉卿？中国的诗歌史就是一部形式不断创新的历史，这一点似乎最容易被人们忘记。形式创新就是跳出旧的格律框架，柳永、姜夔、周邦彦等人若不自创词牌，搞自度曲，哪有那么多词曲谱让后人去按谱填词写曲？你现在这一谢绝，不就给形式创新关上了一道铁门吗？我看不是明智之举。若是不成熟，不好，你可以不入选。若真是好的新形式，岂不被扼杀在摇篮里了？丁芒先生的“自由曲”我看就好，谁能说那不是古体诗词呢？我也曾作过类似的尝试，但人微言轻，不被重视，可堪一叹!
                《华夏诗词》2003年第2期上所载朱靖先生《诗词创作的八大误区》一文中，对自创词牌有这样一段话:“请问:你对诗词格律真正了解多少？格律的许多规则你熟练掌握了没有？常见词的词谱你能熟记多少？可平可仄字的位置有什么规律？律句和拗句转换有什么要求？别人的一首作品拿给你，你能否在几分钟内准确判定是否出律？你敢不敢否定“专家’制定的词谱？—只怕没有多少人能全部做到!如果做不到，那你还没有创造词的资格!还有一条非常重要:你创造的词能否流行？如果不能流行，还是不要创造为好!柳永、周邦彦、姜夔等人创造了那么多词牌，多数都没有流行起来，反而成了垃圾!况且，常见的100多个词牌已经有很大的选择余地，没有再造词牌的必要了，偶尔玩玩还可以。”
                 这段话最具代表性。他前面所说的七个误区我都同意，唯独这段话我不能苟同。动不动就拿格律的枷锁来吓唬人，不仅不合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旨，也不利于吸收青年人进入诗词天地。词和曲都发物于民间音乐，那些最初的民间词、曲作者都能达到朱先生的要求才写出新的词、曲来吗？他们就是要冲破原来整齐的豆腐块、井田制，才搞出长短句的。柳永、周邦彦、姜夔等人创造了那么多词牌，他们又是依据的什么格律？无非是自由地抒写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后，再配上曲调，让歌者们去演唱，这就是创新。后人就把它定为“谱”了，按谱填词，这就是沿袭与守旧了。因为原创曲调的高低长短来决定后人按谱填词时用字的平上去入，并铁定为不可逾越的雷池(尤其是在不入乐之后)，恰恰就是诗歌“死于庙堂”的弊端。后来人用相同的篇幅句式写出的一千首、一万首内容与感情和原创作品完全不同的词曲，又不能像柳永、姜夔他们一样自己谱曲，都必须去套那个原创老曲调的声律，这本身就是音乐创作跟不上词作发展的需要，滞后而不繁荣的表现，不以此为憾、为鉴戒，反以为荣、为圭皋，真是可悲可叹。何况后来写的词曲，又有几首是真用来按已经失传了的原创曲调去演唱的？你还讲究这倚声填词有什么意义？词人不着力于“开词家未有之境”，却斤斤计较于一字一句的平上去入，迁腐如此，更堪浩叹!
                新形式的创造固然有继承的一面，但并非一定要精通以前的各种形式。写自由体新诗的人不见得懂诗词格律，难道自由体新诗不是诗吗？不是新形式吗？最早写词的人当时就敢保证词一定会在宋代流行，最早写曲的人也能保证曲一定会在元代成为主体形式吗？郭沫若他们正因为对诗词格律太了解了，所以干脆抛开了一切诗词格律，创造出了自由体这一崭新的形式。柳永他们若害怕成垃圾而不去搞自度曲，今天恐怕连那一百多个常用词牌也没有。那些没有流行起来，成了垃圾的词牌，正因为不合用，才成垃圾的。独轮车不合用了，人们就造双轮车、四轮车、飞机、宇宙飞船。（未完待续）

摘自《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文艺卷   文学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