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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领导成员何之瑜（二）
file:///C:/Users/%E4%BD%95%E7%AB%8B%E4%B8%89/AppData/Local/Temp/ksohtml29916/wps2.png 何之瑜(北京大学) 秋收起义电视剧照(何资深即何之瑜) 四、众友聚沪，何贺商议 长沙暴动后，白色恐怖加剧，何之瑜逃离长沙。1927年冬，何之瑜在上海隐蔽起来。他在上海期间，有两件事情可记，毛泽东秘密来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何之瑜与他秋收起义离别后再次相聚于沪，甚为亲切。临走时，何之瑜送毛泽东上船，拿两件礼品馈赠毛泽东：亚东图书馆标点本《水浒》和湖南省邮政地图。毛泽东很重视这两件礼物。邮政地图内载有乡村邮政路线，后来对他在农村打游击帮了大忙(3)(17)。另一件事，1928年元旦，罗亦农在上海的家里请客，何之瑜应邀出席。出席的还有瞿秋白和郑超麟（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家，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人物）等人。何之瑜是学法律的，瞿秋白戏称何之瑜为“讼棍”，赞扬他在湖南省干部中能说会道会办事⑶。何之瑜和瞿秋白亲密无间，1919年都在北京参加了“五四运动”，都加入了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何之瑜是北京大学陈独秀的学生，瞿秋白是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翻译。 1927年12月下旬，在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派李维汉、何之瑜、周逸群（早期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缔造者之一）等找贺龙(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座谈关于湘西开展武装斗争的事情。之后，何之瑜和贺龙商讨了桑植起义的具体问题。1927年12月28日，何之瑜代表湖南省委向临时中央汇报工作，中共中央第10次常委会议的记录中，写道“我（系何之瑜）昨天与贺龙谈了谈，我同他讨论了割据问题、组织问题及军事关系等问题”。他和贺龙商议提出的桑植起义方案等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批准(19)。1928年4月2日桑植起义爆发。桑植起义是继秋收起义、湘南起义之后在湘西北爆发的又一次武装起义，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为尔后建立红军第4军和创建湘鄂边苏区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1928年1月中旬至2月中旬，中央巡视员李维汉同湖南省委何之瑜商定了湖南工作计划(13)。3月9日中共中央常委会通过了湖南省委组成名单﹕廖保廷、滕代远、袁达时、何之瑜、杨福涛、贺昌及长沙市委书记(13)。3月何之瑜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委员①。3月27日中共中央讨论了湖北省委的组成。于30日发给湖北省委的信，由陈潭秋、余泽鸿、何之瑜、任旭、张永和为常委(13)。4月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满洲、湖南、湖北、江苏等省工作和省委成员调整。何之瑜仍兼湖南省委工作(13)。 五、湘省斗争，卓有成效 何之瑜在湖南工作期间和毛泽东合作得很好。毛泽东在长沙隐蔽之处，就是何之瑜安排的，住在其亡妻父亲袁东山家里(3)。何之瑜的妻子张以森与母亲也曾掩护在长沙做地下工作的毛泽东(10)。何之瑜在湖南的工作卓有成效，例如：他任中共湘潭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领导湘潭县农民运动是第一等县；他是秋收起义的策划和领导成员；他是长沙暴动领导和执行者之一；桑植起义是他同贺龙共同商议提出的桑植起义计划；他在湖南地下斗争中，舍生忘死，搞得敌人防不胜防；中共中央对何之瑜的工作也是认同的，如：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信中，“三省最近工作决议案”“湖南一罗迈(李维汉)与资深(之瑜)同志商草之湖南工作决议案湘省委应当依此决议执行，……”(20)；1928年4月2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开会，会议提出中共六大“各重要省份应出席者﹕湖南何资深（何之瑜）…… ”(13)等等。 六、活跃“六大”，济南越狱 何之瑜活跃在中共“六大”，多次积极发言。1928年6月，何之瑜作为中共湖南代表团团长，到苏联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3)。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召集政治谈话会（实为预备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革命形势问题，党的工作路线、城市、农村工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周恩来、瞿秋白、何之瑜等21人出席会议，何之瑜积极发言。6月18日下午“六大”开幕，出席代表共142人，其中有湖南代表何之瑜等8人。6月24日大会继续讨论政治报告，有“何资琛（何之瑜）”发言(见附件4)。主席团第五次会议决定成立湖南问题委员会，“以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等8人及湖南代表何资琛等7人，共15人”。6月30日，周恩来作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之后进行讨论。发言的有：何之瑜、项英、瞿秋白等11人。7月1日，何之瑜参加29人提议，提议“在国内切实制止盲动倾向，目前中心工作应是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参加反帝与城市、乡村群众运动的斗争”(21)。会期，何之瑜还向大会呈交了他写的《从马变到牛变》的报告.是说从马日事变到秋收暴动，牛者农民也(3)。 “六大”会后，何之瑜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22)。 1928年10月回国，何之瑜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1)。 1929年1月19日，因叛徒王复元和王用章出卖，中共山东省委机关遭破坏，何之瑜在济南与前省委书记中共ー大代表邓恩铭等人被捕入狱。被捕时何之瑜用假名王惠卿入狱。因叛徒的指认，法官提审，仍然称何之瑜为何秘书长(3)。 郑超麟著《怀旧集》一书中写道：“在上海，共产党案件是军法审判的，犯人关押在警备司令部。在山东，当时的共产党案件仍归司法审判，犯人关押在法院看守所。这批犯人中最重要的是何之瑜和邓恩铭两人，所有政治犯都服从此二人指挥。当时形势险恶，司法机关不会比军法机关量刑轻”。“法官也曾来看守所视察，看见这些政治犯都摇头叹息，爱莫能助。前面只有一条死路”(3)。 何之瑜和邓恩铭决定在狱中先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再带领同志们和其他难友越狱。 1929年1月至7月，邓恩铭和何自声（何之瑜）等人在济南监狱中，领导难友做了很多对敌斗争的工作，如维护难友权利，搞了二次绝食，都取得胜利。策划组织的二次越狱，均有部分难友成功逃离。 第一次越狱是4月19日晚7时许，李殿臣(争取了的土匪犯头目)等几个人借上厕所之际。打倒看守，缴枪十余支，鸣枪举事。杨一辰、朱霄、李宗鲁(三人为中共党员)和其他人也不得不同时行动。由于总的准备没有做好，其他囚室的人事先 此行动，没有思想准备，连镣铐都来不及打开，根本无法参加越狱。杨一辰、李宗鲁、朱霄和土匪犯等15人，从拘留所东大门的南墙壑处，跳越而出。这些土匪如脱缰之马，猛不可挡。当马路上的警察企图拦捕时，当即被其打死打伤各一名。接着向章丘方向逃去。杨一辰混入市民中，混出城，取道天津去大连，终于脱险。其余人员在章丘被追兵赶上，又重关入监牢。第一次越狱失败。 第一次越狱失败后，邓恩铭、何之瑜等人，认真总结了前次越狱的教训。第二次越狱的准备工作在秘密紧张地开展。 天有不测风云。不料，秘密计划被一自首分子探知。面对紧急情况，邓恩铭和何之瑜等立即商定，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迷惑敌人。何之瑜和武胡景故意公开说，越狱，要说干就干，不干就马上停止，并列举了很多困难，邓恩铭则当众宣布“停止这一冒险行动”。 与此同时，加紧进行越狱的准备工作。成立了邓恩铭、何之瑜、纪子瑞、王永庆、武胡景五人组成的指挥机构。邓恩铭和何之瑜把狱中的党员按身体强弱编成三个小队，各小队如何配合、照顾，做了具体分工，发起行动的讯号和越狱后的疏散方向做了规定，还绘制了从各囚室到监狱大门的路线图。 武胡景巧妙地利用与家人通信的信封，把厕所中用于清洁的石灰粉，装入信封放于信插，伪装成书信，各位同志以领信为名，带进牢房，作为越狱的“特殊武器”。 为解决越狱疏散后的路费，除参加越狱的各个党员把零钱集中统一使用外，何之瑜把自己的一支金兜链，通过看守变卖了80元，将60元分配给各难友。 时间紧迫，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入狱中。敌人对政治犯要重审。轻判重，重判死，邓恩铭、何之瑜、武胡景经过研究，认为越狱的准备已大体就绪。同时，因为何之瑜是中共中央派来的干部，用名何自声被叛徒报告得清清楚楚，特别重视，要单独把他押往南京受审，就决定提前越狱。邓恩铭等决定7月21日越狱，这天恰是星期日，晚饭后，第一队越狱人员从囚室中突然一拥而出，打倒看守，夺下第一道门，遂击钟发令，第二、三队越狱人员听到钟声后，迅速行动。 第二队除控制第二道门外，还夺下了看守警的枪支。雇工出身，身强力壮的王永庆，背起患病体弱的邓恩铭冲出囚室，惊慌失措的看守们企图举枪镇压，第三队人员使用事前备好的石灰粉、沙土和棍棒，一齐打去，狱卒们猝不及防，纷纷抱头鼠窜，一个看守企图重新控制第二道门，身强力壮的刘昭章眼明手快，迅速冲上去将其打死。那些饱尝石灰粉的看守，紧闭双眼，无法反抗。经过激烈的搏斗，越狱人多又夺下了监狱的外大门，何之瑜独自走向大门边墙缺，从墙缺出去了，大家迅速按原定计划分路疏散。 越狱的18人逃离监狱后，看守们才清醒过来，一面打电话报告上级，一面纠集力量进行追捕。由于长期的监禁生活，大部分人身体孱弱，穿戴又和众人有别，加之道路生疏，邓恩铭、纪子瑞、朱霄等10多人又被捕回。有6人混入人群脱险，其中何之瑜、武胡景南去上海，蓝志政、孙秀峰北去天津，王永庆和李宗鲁则逃往东北。 这次越狱震惊了国民党当局，第一监狱看守长被枪毙，山东省高等法院受“戒饬”，在全国造成了极大影响，被称为“济南巨案”(23)。7月22日《申报》和7月25日《民国日报》报道了此事件(见附件5)，报道中王惠卿是何之瑜的假名。为了纪念越狱的特殊日子，8月11日，何之瑜用笔名“松棍”写下了《我们从反动派监狱里自己释放出来了》一文（此原件现存于山东省档案馆）。 参考资料∶ (19)、刘雁声著：《桑植起义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2期 (20)、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中央政治通讯第三十期） (21)、《中共党史资料一九八ニ年第三辑》90、91、99、100、103、104、236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6月）。 (22)、陈玉堂编﹕《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382 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 (23)、张业赏、丁龙嘉著：《邓恩铭》第十二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年 ）。 附件： 4、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何资深(何之瑜)的发言： 湖南代表何资深的发言(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同志们！我照会场的规则，首先声明我是知识分子。我在湖南工作，我的意见不是整个湖南代表团的意见，可是湖南代表团有一个一致的要求向大会说明的，就是要组织湖南问题委员会,讨论湖南过去一切问题。所以我的意见，因时间的关系，只是很简单的说出几点，其他关于湖南问题，等到湖南问题委员会开会时再去发表。我此刻要说的：第一是高涨、低落、中间，革命潮流问题。关于革命潮流问题，我在布哈林同志约集的谈话会中，已经说到我的意见，我现在大会上听到许多同志的意见，我觉得革命潮流问题要把革命潮流与革命情绪分开，实际上潮流与情绪实有不同，因为革命潮流是革命的动力已经发动出来，而革命的情绪是没有结合起来的革命群众之革命热情。那末，我们就可以将这个用事实来证明到底是高涨、低落或是中间？有许多同志已经说到现在反动势力的团结有一个新的结合，而我们的力量尚没有很健强的结合起来，我想我在湖南对中央的一个文件曾经说到这点，认定在湖南革命情绪仍是高涨，而是一种潜伏“展藏(整装)待发"的形势，因为当时在湖南的客观和主观的形势，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反动势力的新团结，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反动势力的不能稳定和其相互的冲突。比如湖南当时新军阀的混战未了，而湖南的商业资产阶级就很明显的说到:打仗是政府的事，“铲共”是我们的事，自动的雇用侦探，专门侦察C·P，尤其不满意于政府之不严行“铲共”，而反抗政府军事的特捐。不久政府“铲共”了，商业资产阶级虽然是(与)政府一致，可是他们自己的根本冲突不能解决，这就是新军阀的财政没有出路，而代替了商业资产阶级的贩卖任务，新军阀的军需处就是贩卖商人联合会，以致湖南的贩卖商人，无路可走。这些事实都是证明反动阶级的冲突利害。其次农民的危机与农村生产品之价格低落与工农群众的情绪和阶级意识自然是日渐增加而明显，但是工农阶级的团结力量，尤其是我们党的领导力量，都还不够反动势力之大，并不是反动势力的各阶级有个真实的力量，而是因为工农群众的力量还没有团结很好，而反动势力的力量利用他的政权，一致对付我们工农，所以现在的确是两对垒阶级的团结力量，准备最后决战的时候。反动势力的阶级觉悟，自然是年来激烈的工农阶级的过程中所促成，眼前的问题并不是反动势力超过工农伟大的力量，而是工农的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这一点。同时目前的湖南的失败之后，又要转入一个局面,已不是前些<时候>的形势，我们又要有一个新的发动群众的割据。这个割据问题，是包含了乡村和城市，是眼前重要的问题，可是我们要以根本的注意到工农的情绪，在这个新的失败和涣散的状态之下的根本任务，决不要把工农革命情绪看作是革命潮流，我们不过是很相信这种潮流是要在我们领导的工作上发涨(展〕起来。然而我们又要注意到所谓“信号与领导”问题，是两者并重的，过去是重视“信号的号召”，而忽视“领导的组织”，所以失败。这就是今后的根本任务之一。这是我对于革命潮流的意见。 第二是要说到暴动、盲动、投机，这就是说过去的教训。关于机会主义，同志们都说了许多事实，我不必多说。不过我在布哈林集约(约集〕的谈话会中，我说到机会主义是有他的社会背影，一遇到争斗激烈，阶级分化时，便反映到党的中间来而形成机会主义。我的解释自然还没有完全，几天来许多同志都说得很对，不用我来说。不过机会主义的分子此刻还留了不少的分子在我们党的各级指导机关之内，我们今后应当排除这些分子的残余影响是一要务。至于机会主义之遗害我党的事实，同志们已经指出不少，勿用再说。在湖南的马夜事变的事实，就是湖南党的机会主义之总暴(爆)发。其次，关于暴动问题，在许多同志的说话中，都没有表示反对暴动政策的。实际上暴动政策在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以后，真救出了我们的党，八七会议的主要精神是在这里。不过八七的精神确实没有传达出去，不仅是群众莫明其妙，就是党员群众也是一榻(塌)糊涂。比如湖南出席八七的代表彭公达同志就不是湖南省委选举出来，而是几个人的指派，回到湖南就根本没有将八七精神传达到湖南，当时省委同志都莫明其妙，所以秋收暴动就糟了。秋收暴动的意义正确与有(否)可能<是>不成问题的一件事。可是当时湖南主观的力量是不够领导到暴动的成功，因为党自马变以后各级党部没有联系，党与群众是离隔的。还有秋收暴动的意义，是要利用秋收时农村的状况，来鼓励农民起来暴动，这个秋收的意义已失时期，只有一个暴动的意义是正确的了。我当时曾经怀秋收还是冬藏？意思就是我们主观力量不够，暴动不是眼前定期能做到的，可是因为当时党的决定很坚决的要动起来，而湖南省委又不明了这个意义，以致走到军事冒险，一败涂地。就是我当时有点不同意见，也是因为在中央与工农同志谈话时与工农同志的信号所消灭,我亦认为革命是有一个信号的力量，况且湖南的工农群众过去是在我们领导起来的，没有很明确的认识领导的组织力量之重要，秋收暴动失败之后，我们认定是个儿戏暴动，湖南九月十六日的停止是对的，这是湖南党的紧急会议，所公认为中央同意了的。再则，湖南的十二月十日暴动是不是盲动？到此刻还可讨论，我们可以交到湖南问题委员会去。不过我当时是承认过早一点。大概关于过去教训的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断送了我们党与中国革命，很多同志都说过了。我还要说到一点，就是我们全党同志对于中国革命性质是模糊的，在八七后湖南同志都认为是直接革命，是社会革命，就是参加八七会议的毛润之同志，他对中央与湖南同志说现在是社会革命。我到中央问秋白同志，也只听到“工农民主独裁”。总之，这个影响是普遍全党了，大家都以为是社会革命，其影响党的策略与工作方法，是有最重大的关系。 现在为时间问题，我就说第三点：今后的任务，无论是关于那一方面，大家说来说去都不能超出或不同于布哈林同志的讲演，我也有(是〕一样，所以我只谈到我的意见。关于今后的任务，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办法，尤其是如何去夺取群众，我更同意我此刻所提两点，请同志们注意的，就是几省或一省的割据局面之创造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国内好久就如此主张，眼前大会要根本讨论在中国各种不平衡的局面之下是可注意的。第二就是领导问题，是要注意去运用，如果偏重一方面那就要走到旧的错误的道路上去。此外我的意见可到各委员会中去发表，这里不多说了。 登载《党的文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主办，1988年4期7月15日 5、“申报”《济南共党越狱脱遁》报道： 报道中王惠卿为何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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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4-11 20: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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