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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常：一腔热血溅荒丘的自立军领袖
陈希奇 在中国近代风云激荡的历史长河中，唐才常的名字如同一颗耀眼的流星。他以其深邃的思想、无畏的行动，在时代的浪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一生以热血践行“救国”之志，成为维新变法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唐才常，字伯平，号佛尘，1867年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一个儒学世家。他自幼熟读经史，早年师从浏阳著名教育家欧阳中鹄，就读于长沙校经书院、岳麓书院及武昌两湖书院，在学术道路上不断探索，本可循传统士人科举仕途发展，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彻底击碎了他的旧梦。当《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二亿两的消息传来，他痛呼：“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自此，他与同乡挚友谭嗣同并肩投身维新运动，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清末维新派领袖，与谭嗣同并称“浏阳二杰”。 在湖南这片维新热土上，唐才常展现出卓越的实践才能。19世纪末，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列强环伺，封建统治腐朽不堪。唐才常敏锐地察觉到，唯有变革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1896年，他挺身而出，成立浏阳算学社，后发展为浏阳算学馆，致力于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开启民智。这一举措如同一颗火种，点燃了湖南地区思想革新的火焰。1897年考中贡生后，唐才常与谭嗣同等人积极筹设南学会，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组织力量。同年，他与谭嗣同等人创办时务学堂，力邀梁启超任总教习。这所新式学堂摒弃八股，讲授西学与变法理论，蔡锷、范源濂等青年才俊在此启蒙。他担任时务学堂分教习，不仅传授知识，更向学生们灌输民权思想与反清革命理念，培养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人才，为维新运动注入新鲜血液。 1898年，他与谭嗣同等积极筹创《湘学报》《湘报》，并担任主笔，疾呼“伸民权、开民智”，以犀利的笔触宣扬爱国思想，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大力介绍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学说。他在报刊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如同一剂猛药，冲击着国人陈旧的观念。其文章熔铸中西思想，既倡议会立宪，又主张发展实业，形成独具特色的“浏阳维新派”风格。在湖南乃至全国范围内掀起思想启蒙的热潮，将湖南变为全国维新运动的中心。
1898年秋，戊戌变法百日而终。当唐才常应谭嗣同急召北上时，行至汉口便闻“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挚友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绝笔，令他悲愤交加。他在祭文中写道：“君死而国事益不可为，吾将奚适？”此刻，改良派“自上而下”变革的幻梦已碎，唐才常的思想发生剧变。 戊戌政变的爆发使维新运动遭受重创，唐才常被迫流亡日本，但他救国的信念从未动摇。流亡期间，唐才常并未消沉，而是积极联络各方力量，寻求救国的新途径。他一面与康有为、梁启超保持联系，一面接触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横滨的寓所里，他研读卢梭《民约论》，考察明治维新得失，最终得出结论：“欲救中国，必先推翻满洲专制！”这种思想转变并非彻底与改良决裂，而是试图在“保皇”与“革命”间开辟新路径——通过武装起义建立君主立宪政权。 1899年冬，他毅然回国。1900年，义和团运动席卷北方，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廷威信扫地。唐才常抓住这一“中央权力真空”的契机，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自任总干事。为了实现推翻清朝腐朽统治、建立民主政权的目标，以“保全中国自立之权”为旗号，他精心组建自立军七军，并自任总司令。他巧妙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既向康有为求援经费，又暗中联络孙中山；既争取张之洞“中立”，又吸纳长江会党十万之众。计划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发动大规模起义，以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新政权。 然而，历史并未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原定8月9日的起义因康有为汇款延误被迫推迟，而张之洞在列强压力下突然翻脸。8月21日夜，汉口英租界的秘密据点被清军包围，唐才常坦然就缚。面对审问，他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此才常所为，勤王事，酬死友，今请速杀。”狱中他慷慨陈词：“今日中国，舍革命无以救亡！”次日，武昌紫阳湖畔，33岁的他昂首就义，留下“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的绝命诗，为自己的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唐才常的一生，是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的一生。他在思想启蒙、人才培养、经济改革以及武装起义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他通过报刊宣传，让新思想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播；在时务学堂的教育工作，为国家培育了革新的希望；对经济改革的倡导，为近代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而自立军起义的尝试，更是彰显了他为改变现状不惜牺牲一切的勇气与决心。唐才常虽已逝去，但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湖南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他不仅是湖南人的骄傲，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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