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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活标本
陈希奇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滚滚洪流中，杨度是一个极为独特且复杂的存在，他的一生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传奇史诗，充满了无数的跌宕起伏与矛盾冲突。这位被贴上“帝制余孽”“宪政先锋”“秘密党员”多重标签的湖南人，用56年人生亲身经历君主制、共和制、社会主义三种制度探索，被称为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活标本。 杨度，字皙子，别号虎公、又号虎禅师。1875年出生于湖南湘潭的一个军人世家，爷爷和伯父皆为高级军官，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爷爷甚至为国捐躯。然而，残酷的现实却让杨度意识到，单纯的武力并不能改变中国被列强肆意欺压的悲惨命运。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通过学习来拯救国家的道路。凭借着超乎常人的勤奋与天赋，杨度17岁考取秀才，18岁中举，年少成名，展现出非凡的才华。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是他1903年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湖南少年歌》中的诗句，气势磅礴，振聋发聩，真实地体现了湖南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担当意识，极大地激发了湖南热血青年的民族自豪感，影响了无数湖南革命志士投入辛亥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杨度自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不死的生命中始终贯穿着一条坚定的主线——救国，不停地探寻着救国之路。 第一条道路：君主立宪 杨度为实现救国理想，最初选择了君主立宪这条道路。这一选择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其一，他出身官僚世家，伯父官至总兵，作为既得利益者，家族更倾向于温和的改良而非激进的革命，君主立宪制对于他们来说，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国家变革，又能最大程度地保障自身利益。其二，杨度在日本留学期间，亲眼看见了日本通过君主立宪制实现国家崛起的成功范例。中日两国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同源，日本能在短时间内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跻身列强之列，这让杨度坚信君主立宪制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希望之光。 为了推动君主立宪制在中国的实现，杨度付出了诸多努力。他曾参与宪政筹备，对清政府宪政工作进行统筹管理，参与起草《钦定宪法大纲》等文件。他翻译了大量各国宪法，为清廷了解西方宪政制度提供重要参考。他大力推动清廷预备立宪，成为清末立宪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然而，慈禧太后对君主立宪心存疑虑，担心成立国会、选举议员后，汉人议员会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威胁到满族贵族的统治，因此在清末新政推进到关键阶段时踩下了刹车，立宪进程被迫搁置。清廷也最后一次失去了挽救自己统治地位的机会。 民国初期，杨度甚至把君主立宪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1915年4月，他抛出《君宪救国论》，称“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他不惜劝说袁世凯称帝，并为此四处奔走，成立筹安会，组建请愿团，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复辟帝制奠定基础。他发表学术文章，为复辟寻找理论依据；同时积极联络社会各界人士，征集请愿信，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普通百姓，都被他纳入请愿的范围。然而，这场复辟闹剧仅仅持续了83天便以失败告终。杨度的君主立宪梦也随之彻底破碎。
第二条道路：实现共和 早在1905年，杨度就在东京与孙中山就救国道路等问题有过深入的交谈，“聚议三日夜不歇……畅言无隐。”他不赞成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但他将好友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他拒绝，愿各行其是，并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杨度说到做到，君主立宪失败后，他逐渐转向民主共和。1922年陈炯明叛乱，他受孙中山委托，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制止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渡过危机。孙中山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是年杨度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此外，杨度虽未直接加入同盟会，但他表示会在自己的理念范围内，以文字等方式间接支持革命，为共和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杨度在日本期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结识了许多有志之士，并组织了一些政治团体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留日学生中的政治交流与思想碰撞，为后来一些革命团体的发展和政党建设提供了思想和人员基础。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支持孙中山建立共和的重要力量。 辛亥革命爆发后，杨度参与南北议和的秘密谈判，他利用与黄兴等人的私交，协助袁世凯与革命派沟通。他曾劝说清廷贵族接受《清室优待条件》，促使溥仪于1912年2月宣布退位。这一过程中，他虽服务于袁世凯，但客观上加速了清朝灭亡，为民国成立扫清障碍，为共和体制的确立提供了法理基础。 特别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杨度与孙中山接触增多，对孙中山的革命理念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虽未直接参与具体的军事行动等，但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在一些政治场合为孙中山的共和主张发声，从舆论和政治层面为共和事业营造有利氛围。
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杨度在与孙中山的交往中，接触到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与李大钊频繁交流政治理念，逐渐被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所打动，对共产党的认识和钦佩与日俱增。 后来，北洋军阀残酷镇压共产党人，杨度提前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劝说李大钊撤离。然而，李大钊出于对北方党组织的责任和担当，拒绝了杨度的好意，他深知自己作为北方局负责人，一旦离开，党组织将面临巨大的危机。李大钊被捕后，杨度心急如焚，四处奔走求情，甚至变卖了自己的公寓，筹集资金上下打点，试图营救李大钊。尽管最终营救行动失败，李大钊英勇就义，但杨度深受触动，他决定继承李大钊的遗志，继续为实现救国理想而奋斗。 1929年，在我党处于最为艰难的白色恐怖时期，杨度毅然决然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他秘密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此后，杨度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关系和特殊的身份，为党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与周恩来单线联系，周恩来离开上海后，与夏衍单线联系。 杨度利用社交天花板在各界的人脉和社会地位作掩护，为党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他与许多国民党高层及社会名流交往密切，能够获取国民党内部的军事、政治等重要信息，并及时传递给党组织，为党的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在一些关键战役前夕，他提供的情报帮助党组织提前了解敌军部署，为作战计划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他还积极参与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和说服力，劝说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认清形势，不要与人民为敌，为促进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和瓦解起到了积极作用。 杨度以文化界人士的身份为掩护，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讲等方式，宣传党的主张和革命思想，引导社会舆论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对党的认识和支持度，为革命事业赢得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杨度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基于对国家命运的深刻思考和对救国道路的不懈探索。他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尝试不同的政治制度，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始终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1931年，他在上海因病去世，安葬在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挣扎，却又闪耀着理想与信念的光芒。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沉热爱，尽管他所走的道路充满坎坷，历经失败，但他的救国精神和探索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在追求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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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6-23 10: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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