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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跨越时代的多面巨匠
陈希奇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长河中，章士钊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他的一生跨越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既是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又是学术领域的卓越学者，更是坚定的爱国者。从《苏报》案中慷慨激昂的革命青年，到身着法袍为陈独秀辩护的律师；从执掌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到暮年穿梭两岸的和平使者；从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到著述《柳文指要》的巨匠。他用自己充满传奇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爱国情怀”和“文化担当”。 少年立志 投身革命 章士钊，字行严，188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中医世家。他自幼聪慧，13岁时偶然购得《柳宗元文集》，自此沉浸于柳文的世界，为其深厚的文学素养奠定了基础。1901年，章士钊前往武昌，寄读于两湖书院，在这里，他结识了黄兴，两人一见如故，共同的理想与抱负让他们结为挚友，也为日后共同投身革命埋下伏笔。
1902年3月，章士钊入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1903年进上海爱国学社。5月，《苏报》老板陈范（衡山人）倾向革命，聘请他为《苏报》主笔。章士钊上任便大力参与和推动反清革命宣传，引发震惊中外的《苏报》案。他因陆师学堂老师俞明震徇情，逃过一劫。但这一事件无疑成为他革命生涯的重要开端，让更多人认识到了他的革命立场和坚定信念。 1903年8月7日，章士钊又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国民日日报》，并继续激烈地鼓吹革命。1903年11月，他与黄兴由上海赴长沙，酝酿华兴会的筹建工作。 1904年2月，章士钊与杨毓麟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任副会长，在上海余庆里设立秘密机关。8月，华兴会在长沙举行起义未经发动即遭失败。10月，黄兴赴上海，召集数十人开会，准备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后因余庆里机关遭破坏，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起义计划又未实现。章士钊等经蔡锷等友人营救，得以保释，出狱后东渡日本。 1905年，章士钊流亡日本后，入东京正则学校学习英语。在日本期间，他深入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知识，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从单纯的革命救国论者转变为“苦学救国论”者，开始思考通过教育和文化来推动国家的进步。1908年，他入英国阿伯丁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后兼攻政治经济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特别是立宪政治，对当时中国政坛影响很大。 贡献教育 风云政坛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章士钊回国，积极投身于新政权的建设。他应孙中山之邀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笔，他以笔为武器，为革命呐喊助威。袁世凯邀他北上，并赠巨宅，委以北京大学校长，他未就任。1912年春抵南京，受黄兴、于右任之邀，再任上海《民立报》主笔，兼江苏都督府顾问。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章士钊前往上海，拜晤孙中山、黄兴，奉孙中山命，草拟《二次革命宣言》。7月由孙中山任命为讨袁军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士钊亡命日本。 1914年5月，章士钊与陈独秀等人在日本创办《甲寅》月刊，继续为中国的政治变革鼓与呼。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章士钊毅然加入护国军，担任军务院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为推翻袁世凯的帝制奔走呼号。6月袁世凯死亡，黎元洪任总统，章士钊任国会议员，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 1917年11月，章士钊应陈独秀之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讲授逻辑学。他不仅在学术上有着深厚的造诣，还积极推荐李大钊、杨昌济等优秀人才到北大任教，为北京大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0年，他支持毛泽东开展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资助赴法学生和湖南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两万银元的支持。1922年11月，他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帮助周恩来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1924年，在北洋政府时期，他曾担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等要职，在任期间力推司法独立和教育改革。他主持修订《临时约法》，试图在军阀混战中构筑法治屏障。1926年，章士钊担任段祺瑞政府秘书长。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他四处奔走营救。1930年，他受张学良聘请，任沈阳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后任院长。 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他以《临时约法》为盾，以法理逻辑为剑，将政治审判扭转为法治启蒙的讲堂，堪称近代中国司法史上的经典，中外报纸竞相登载。 1934年任上海法学院院长，并先后担任北京明德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上海法政学院院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拒绝汉奸梁鸿志的拉拢，辗转至重庆，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此后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双十协定签字后，因事滞留重庆，征询章士钊对形势的看法，章士钊在毛泽东手心写一“走”字，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劝毛泽东速离险境。 解放战争后期，章士钊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代表及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非正式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1949年，他曾专程前往南京，会晤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转达毛泽东对和平寄予的期望，消除程对“惩办战犯”的疑虑。同年6月，程潜派程星龄赴港，会晤章士钊。章托程星龄带信给程潜，转达毛泽东对和平起义的期待和中共对陈明仁将军的热诚态度，劝说程、陈（明仁）起义，为湖南和平解放做出重要贡献。
文史研究 维护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迎来了人生的新阶段。他先后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建设。1951年，他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9年任馆长。在文史研究馆期间，他致力于文史研究，著有《柳文指要》等重要学术作品。《柳文指要》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方面支持，规模宏大，全书分上下两部，堪称宏编巨制。毛泽东称其为“解柳全书”，体现了该书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章士钊晚年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为两岸统一事业所做出的贡献。1955、1958、1960年，他三次奉命赴香港，与台湾方面联络，会商两岸统一问题。1973年，他不顾92岁高龄，第四次前往香港为恢复同台湾的联系而奔忙，最终在香港病故，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作出最后的贡献。他的爱国情怀和对两岸统一事业的执着追求，令人敬佩不已。
学术成就 传承创新 章士钊在学术领域成就斐然，尤其在逻辑学和柳宗元文集研究方面贡献突出。他著有《逻辑指要》《柳文指要》等20余部专著，发表论文数百篇，诗词近5000首。他的学术研究不仅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章士钊的文学创作同样令人瞩目。他的诗词作品风格独特，既有古典诗词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思想的内涵。他的散文则以犀利的笔触和深刻的思考著称，展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人性的洞察。他的文学作品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反映了他一生的思想历程和精神追求。 章士钊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经历了清朝的覆灭、民国的动荡以及新中国的成立，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沧桑巨变。他在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贡献，以及他与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情谊，都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值得铭记的人物。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奋斗史，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让我们从中看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仁人志士们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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