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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茶事，兴衰里的岁月沉香
刘亚波
（一）
我从小就不爱喝茶，这习惯像颗种子，在心里扎了根，一直延续到现在。或许是童年时那段特殊的记忆在作祟，总见茶叶摊在牛粪上晾晒，便打心底觉得那东西脏得很。 说来也巧，古镇虽是产茶之地，喜好喝茶的人却寥寥无几。德义生的斋公老倌每天端着个茶碗，碗里盛的却不是茶，而是他家新酿的酒，他这是在细细品尝酒的度数，我从未见他泡过茶喝。镇上其他几大商号的老板，像郭泰昌和久昌的东家，我也没见过他们泡茶品饮，也许是生意太忙，忙得连泡茶品茶的工夫都没有。至于寻常百姓家，泡茶喝的就更少了。 我家同泰布庄有个规矩，每天早上开门后，会让伙计罗矮子烧上两大缸开水，每个茶缸里都放上半碗茶叶。往来购物的顾客和过往的船家，都爱来店里喝上一碗粗茶解渴。可我从不碰茶缸里的茶，总觉得茶叶带着说不清的不干净。 .
每逢节日，奶奶会炒香芝麻、黄豆，配上干姜丝和少许茶叶，泡制成清香可口的特色芝麻茶招待客人。这芝麻茶是我的最爱，只是每次泡茶时，我总会大声喊着奶奶，让她千万莫放茶叶，只留芝麻、黄豆和姜丝，生怕那茶叶里喝出牛粪的味道来。
那时候没有水泥晒场，每逢茶叶收获前，茶农们总要先把晒场上的杂草除净，填平低洼处，再捡些牛粪掺水搅成稀糊，用竹扫把蘸着在地上来回抹匀。等这层牛粪晒干，晒茶叶时就不会沾起泥土了。如今想来，这实在是艰苦环境里，劳动人民琢磨出的生存智慧。
收茶的时节，村里家家户户的晒场都用这法子。我至今记得，小时候和一群伙伴从白驼寺往上走，在何家大屋看见茶农们，家家户户都在牛粪场上晒茶叶的模样，那画面在我心里埋下了阴影。也是从那时起，我暗暗发誓这辈子不碰茶。
后来下放去古镇黄夹桥农场，竟轮到我专门负责和牛粪。把搅好的牛粪用扫把均匀抹在晒场上，等晒干结出硬壳，蒸炒过的茶叶带着热气铺上去晾晒，场面倒也算壮观。可亲眼看着这一切，反倒更坚定了我不喝茶的念头。晒干的茶叶装成一叉袋一叉袋，运到益阳茶厂深加工成茶砖，再销往世界各地。
约莫七十年代末，古镇的茶叶大多送进益阳茶厂。后来汉寿县在株木山建了座大型茶厂，人民公社规定生产队的茶叶只能送本县加工厂。可株木山路远，运费高出不少，我们生产队里还是偷偷把茶叶卖给了益阳茶厂。
（二） . .
我家同泰布庄曾书写过一段传奇岁月。当年生意正盛时，祖爷刘庆云独具慧眼，敏锐捕捉到安化黑茶与食盐中潜藏的巨大商机。他毅然斥下巨资，整船整船地贩运安化黑茶，挂起风帆一路直抵汉口，与当时俄国在汉最大的茶商巴洛夫展开交易。茶叶换得的银元，旋即在汉口就地转为私盐贩运，沿着水路运回古镇。短短两年光景，这黑茶与私盐生意便让布庄的实力获得了空前壮大。
据说那位俄国商人巴洛夫，在汉口设有蒸汽机茶砖压制厂。他将收购来的黑茶进行再加工，借助蒸汽机压制成规整的茶砖，再通过水路运至俄国圣彼得堡，经精包装后远销欧美各国。巴洛夫家族也因贩卖湖南黑茶，积累起富可敌国的财富。
彼时国民党对私盐管控极严，祖父在赚得盆满钵满后，当机立断收手，从此不再触碰私盐生意，转而专心经营丝绸、洋布与百货。凭借这份稳健与专注，同泰布庄最终在古镇商界遥遥领先，成了当之无愧的行业翘首。当然，从那时起，祖父也再也没有碰黑茶了。
儿时记忆里，古镇的田畴间总是洋溢着生机。水稻、小麦、棉花在泥土里扎根生长，它们是百姓们温饱的根基；而茶叶，则是这片土地上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作物。乡亲们每年就靠着卖茶换来的些许零钱，在清贫日子里精打细算地过活。
古镇虽属丘陵地貌，世代却有着种茶的习惯。所产茶叶，起初以绿茶、黑茶为主：绿茶基本销往省内，黑茶则远渡重洋，香飘世界各地。
洞庭湖，恰似湘北产茶区的地理心脏。湖畔泉流密布，但凡山谷间曾种植红薯的地方，都套种了茶树。湘北的茶叶多生长在湖区低矮的丘陵上，湖水蒸腾而起的雾气，终日滋润着这片沃野，让湘北成为历史上传统的产茶大区。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曾提及“湖南之白露、长沙之铁色”，这里的 “长沙铁色”，指的便是安化黑茶 —— 当时的安化正隶属于长沙府管辖。从渠江薄片到茯砖茶，再到千两茶，安化黑茶在时光流转中不断演化，孕育出一个又一个经典品种，延续着属于这片土地的茶香传奇。
（三）
古镇的两处风雨长廊，在岁月里静静伫立，像两位沉默的守护者。据说当年修建时，便是特意为茶农们准备的。民国年间，古镇茶叶交易正盛，每逢雨天，茶农们背着的茶叶稍不留意就会被淋湿，这风雨长廊便成了绝佳的庇护所—— 既能护住茶叶不受雨淋，也是茶农们歇脚喘息的好去处。
记忆里，古镇最大的茶行就开在风雨长廊那段。老板姓杨，每到茶叶丰收的时节，长廊上总挤满了背着叉口袋的茶农，叉口袋里鼓鼓囊囊装着晒干了的新茶，大家排着长队，等着把一年的辛苦托付给杨老板的茶行。
那杨老板生得墩实，个头不足一米六，总叼着杆铜头烟枪，头上裹着条靛蓝的头巾，洗得已经发白。他请了两三个伙计，收茶时，两个伙计便用秤钩勾住装茶叶的大叉口袋，把那杆长秤翘得老高；杨老板一边吐着烟圈，一边眯眼盯着秤星记重量，还得不时吆喝着帐房先生给茶农们兑付茶钱。烟丝燃烧的滋滋声、伙计的吆喝声、铜钱的碰撞声混在一起，热闹得很，仿佛一曲充满生活气息的市井小调。
收满一屋子茶叶后，杨老板便就地装船，让茶叶顺着水路销往汉口。印象中他的生意总做得风风火火，茶行里终年人来人往，可奇怪的是，几十年热热闹闹地运转下来，他那两间茶行门面竟还是租来的，始终没能置下一间真正属于自己的茶行。想来这茶叶生意里的辛苦与门道，外人也未必能看透。
古镇的茶行不止杨老板一家，其他还有许多茶行，也和杨老板的茶行一样，热闹兴旺。至于赚不赚钱，还真说不清，或许在这喧嚣的交易背后，各有各的酸甜与冷暖。
（四）
约莫七十年代末，古镇人民公社换了位姓陈的书记。据说这位书记喝过墨水，肚里有学问，还懂些茶道。他瞧着全公社的茶树长得矮小，产量又低，心里总觉得不满足，于是一声令下，要把古镇下辖所有村组的茶树全部铲除，说是要换上益阳安化的茶树苗，盼着能有个好收成。
那些年本就经济低迷，茶叶行情不景气，不值什么钱，茶农们种茶的信心早就没了多少。虽说换上的是益阳安化的高产茶苗，可大部分茶农心里犯懒，懒得再为这茶树费神—— 毕竟种茶本就是桩磨人的营生，从采摘炒茶再到晾晒，哪一步都省不得功夫。所以，即便有了新茶苗，愿意精心照料的人也寥寥无几。
再后来，古镇的茶叶产业便一落千丈。到如今，只剩下少许茶农还种着茶，收获的茶叶也多是自采自饮、自给自足。曾经支撑古镇经济半壁江山的茶叶，早已不是这里的经济支柱了，只在零星的茶园里，还残留着当年的些许影子。
（2025年7月9日，于武昌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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