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长生:苏共在选拔接班人方面的得失教训(二)
二、弊端与危害 斯大林之后的苏共几任接班人夺取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的斗争不是公开进行的,而是在政见分歧掩饰下进行的。“权力竞争中,谁占有通向权力之路的有利位置,谁就可能取胜”。这种独特的“选拔”方式,激化了党内的政治斗争,产生示范效应,引起连锁反应,并使得在批判党内集权与专制现象的同时,又使集权与专制现象有所发展,败坏了党内风气,党的领袖终身制、老化情况更为严重,极大地制约了国家的发展,并因选错了领袖,导致亡党亡国,危害极其严重。 1、引发了“宫廷政变”的恶性循环 赫鲁晓夫依靠“宫廷政变”方式清除了通往最高权力道路上的最大威胁贝利亚。先串连布尔加宁,后分化马林科夫与贝利亚“联盟”,再争取莫洛托夫的支持,又做通卡冈诺维奇等党和国家核心领导层人士的工作,设计一举解决了贝利亚,开创了苏共党内以“宫廷政变”方式解决权力斗争问题的先河。此后,党内权力斗争不断,并在赫鲁晓夫任内又上演了一场针对其本人的未遂“宫廷政变”。赫鲁晓夫在处理内政外交问题上的一意孤行,使其在党内领导层得罪了不少人,并促使他们联合起来走向对立面。 1957年6月18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为代表的7名反对派改变事先约定的议程,突然向毫无一点精神准备的赫鲁晓夫发难,批评赫攫取了太多的权力,不尊重中央主席团内的其他同志,压制首创和独创精神,以7票对4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解除赫鲁晓夫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决定。后因中央全会的反对,才使赫鲁晓夫免遭一劫。 以“宫廷政变”方式开始步入政治巅峰的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没有摆脱以“宫廷政变”结束政治生涯的结局。贝利亚案件10年后,叱咤风云的赫鲁晓夫因“健康原因”被迫辞职下野,所不同的是贝利亚掉了脑袋,而赫鲁晓夫还被允许去过领养老金的孤独生活。 1991年亚纳耶夫等人成立“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扣押戈尔巴乔夫,又搞了一次震惊世界的“宫廷政变”。斯大林之后苏共历史上这种多发的“宫廷政变”,不仅给苏党自身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也给苏联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不良影响。1991年的“宫廷政变”,尽管没有成功,但却极大地削弱了戈尔巴乔夫政权,加速了苏共的垮台进程,导致苏联朝着解体的方向发展。 2、助长了集权与专制的陋习 高度集权与专制是斯大林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斯大林之后的苏共接班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一方面虽也在批判斯大林体制(如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但与此同时,也在程度不同地受着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另一方面,苏共历史上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加之他们本人往往也是靠夺权斗争上台的,十分懂得权力的重要性,更加害怕失去权力。 通过“宫廷政变”迫使赫鲁晓夫下台的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就经常担心自己是否会遭遇赫鲁晓夫同样的命运,后来在拿掉了谢列平和波德戈尔内等人,并营造了他的第聂伯彼德罗夫斯克和摩尔达维亚帮后才稳坐了18年。直到苏共的末代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仍时常被赫鲁晓夫下台的阴影所困扰,不时担心权力的宝座塌陷。为此,执政期间他们对权力也就变得更为贪婪。 赫鲁晓夫在大批特批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的同时,也在不断削弱、清除政治对手的过程中,继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捞到手后,逐步地又将政府会议主席的权力抓到了手,从而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在其执政后期,听不进不同意见,压制党内民主,个人擅自决定党和国家大事,给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一系列混乱现象。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还比较注重维护集体领导原则,防止个人集权过多。但到了70年代中期,领袖地位稳固以后,也开始大搞起个人集权。1977年取代波德戈尔内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国防会议主席,造成党的总书记独揽军政大权的局面。对涉及国内外局势的重要问题只有极少数人专断独行。据揭露,像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这样的大事,也只由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党内二把手)、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和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等4个做出决定[2]。 戈尔巴乔夫在出任总书记后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社会上大力推进所谓的民主化进程的同时,在党内,在重要的干部人事问题上却搞起了个人专制与集权,架空中央书记和政治局,一次中央委员会换届未经政治局集体讨论就擅自更换了100多名委员。这 种集权与专制又反过来推进了党的领袖与高层领导核心成员的终身制。勃列日涅夫本人是除斯大林之外苏共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总书记,到1981年,以他为首的5人最高领导核心,平均年龄高达75岁[3],为世界上所仅见。 3、阻碍了发展进程,导致亡党亡国 在苏联这样一个由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高度集权的国家里,党的总书记(第一书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往往也是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其执政能力、思想倾向如何将直接关系着社会的发展进程、党和国家的兴衰。遗憾的是,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却使斯大林之后,在苏共接班人队伍中很难产生理想信念坚定、善于治党治国、勇于改革创新的大政治家,“领袖的接班人问题,往往都是在幕后,在很小的圈子里,甚至是在施展阴谋的背景中决定的”,因此真正有才干和学识的人就很难被发现[4]。只能产生一些像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这样的平庸之辈或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左右摇摆、立场信念不坚定者。 勃列日涅夫文化、理论素养不高,没有突出才能和智慧,是一个习惯于执行上级指示的按章办事的执行型人才。苏联在这样一位既无坚强意志、又无宽广经济视野,更无长远目标的领袖治理的18年间,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政治体制朝着集权化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在1971-1985年的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以上),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下降到使苏联“几乎临近停顿的程度”[5],“积累了大量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他的治理“导致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全面停滞”,这期间成为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转折时期”,“为苏联的解体准备了条件”[6]。 契尔年科的短暂执政期间,苏联更是被形容为处于“濒死状态”。戈尔巴乔夫失当的改革战略和混乱的改革措施不仅未能使苏联克服困难,走向振兴和繁荣,反而使苏联陷入了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族危机。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能够坚持党的领导、依靠党的领导,后来就开始不断削弱党的领导,使党失去了执政地位,使国家处于无序和失控状态,最后在党岌岌可危之际,弃党而去,导致亡党,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制度改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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