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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长生：苏共在选拔接班人方面的得失教训（三）
三、教训与启示 苏共由兴至衰的历程表明，接班人问题关系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对于党的事业的接班人来说，什么品质最为重要?如何确保权力始终掌握在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最大限度地让那些信念坚定、有治党治国才能的最杰出的领导人走上最高决策的位置，避免和淘汰那些平庸的领导者进入最高决策层，走近最高领袖的位置，并及时淘汰那些立场、信念不坚定的领导人出核心决策层?这是苏共积93年的历史和74年的执政经历始终没有回答与解决的问题，既是苏共自身的不幸与悲剧，又是苏共留给世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沉重的战略思考与时代课题。 1、马克思主义政党若不把忠诚理想信念作为对接班人的第一要求将是极其危险的 忠诚应该说是对接班人的第一要求。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忠诚于党的事业，在任何风浪的考验面前都不改初衷，这是对接班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 列宁认为，党的核心应该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这些人要献身革命，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广阔的政治视野，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并无限忠于工人阶级。 斯大林也提出了干部选拔的政治、业务和年轻化三条标准。但苏共在斯大林之后选择的接班人上却没有处理好革命化，也就是政治标准与其他标准的关系。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选择戈尔巴乔夫作契尔年科的接班人。 在经历了三年时间连续送走三位党的领导人之后，全党上下普遍期待，能够出现一位年轻一些的领导人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作为政治局中“精力充沛、年富力强、身体健康的人”而胜出。党与党的高层当时不仅没有发现他身上除此之外，还“缺乏应有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缺乏驾驭和控制局面的能力，而且更没有觉察，他“同时还有一种魔鬼般喜欢背叛的特性”，背叛党“和全国人民据以追随他、信赖他的理想”；没有预料到，他会“在他整个历史时期里，都是为了消灭党，消灭国家，并把那些反对这种目的和行为的活动家们一个个罢免掉。”[7] 当年曾在政治局第一个提名戈尔巴乔夫出任总书记的党内元老葛罗米柯，事后为自己的判断而懊悔不已，陷入深深地自责中，最后抱恨而去。 2001年俄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的苏联解体十周年研讨会上，与会的多数专家认为，苏共的垮台，不是一党制的失败，而是苏共领导层的决策错误，戈尔巴乔夫取消党的领导，从而引发了亡党亡国的灾难。 苏共选拔接班人的深刻教训表明，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如果缺少了忠诚，也就是革命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坚定的信仰，没有牢固地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甚至成为思想上的反对派、信念上的背叛者，则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方面越突出，对党和国家的危害则越大。 2、马克思主义政党若不建立正常的、法制化的接班人选拔与权力交接机制将是极其有害的 建立正常的接班人选拔机制，实现规范、有序的高层权力交接，使从接班人的挑选到权力移交这一过程都有制度作保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苏共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始终未能就接班人的选拔与权力交接问题做出过任何制度性规定，党的领袖任期长期实行终身制，成为党内权力正常更替的障碍，是斯大林之后，苏共党内权力斗争不断，“宫廷政变”多发，甚至领导人衔接出现断层的主要原因。 “老的太老，年轻人还没有脱颖而出”，就是安德罗波夫去世后苏联政坛上权力衔接断层状况的写照，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选择一个比前任更老的病夫契尔年科(73岁)治国的无奈。从党和国家的利益角度上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在身体和精力都已经出现明显衰竭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离开领导岗位，而将像安德罗波夫这样的大政治家适时地扶上最高的决策位置上(上任时已是拖着病弱之身的68岁的老人)? 俄罗斯一些学者在苏联解体后还提出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俄国这样一个大国在19世纪能出大量人才，在十月革命时能出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那样一批有才华和学识的人才，而后来几十年中就出现不了人才，只能出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那样的平庸之辈来当政?答案只有一个，是当时的苏共和国家领导体制(高度集权、专制与领袖职务的终身制等)。是这种体制扼杀了富有创见、积极探索、勇于改革的大政治家，而过剩地产生了鼠目寸光、抱残守缺的官僚。 官僚产生多了，就会成气候，形成政治势力。他们既无强烈的时代感，又乏坚定政治信念，更欠探索真理的苦苦追求的精神。他们想要的是私利，首先维护的就是自己及其小集团的利益。为了这些利益可以抛弃信仰，不惜坑害国家利益。于是，“社会主义”有可能成为他们的一个招牌，国家利益是他们的挡箭牌。代表这些官僚利益的领导人处于最高权力的位置上，苏联整个国家就会明显地缺乏活力[8]。 这种体制也是导致领导人素质普遍治国能力低下，国家发展缓慢，甚至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缺乏使善于治党、治国的政治家脱颖而出的环境与机制，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将无法实现高层权力的平稳过渡，将无法保障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繁荣昌盛，这是苏共在选拔接班人方面留下的又一重要教训。 3、马克思主义政党若不大力推进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化建设将是极其可怕的 缺乏民主是斯大林之后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表现在决定接班人的程序上，纵观斯大林之后的苏共党史，每次最高领导人的交替，最初都是在少数领导人的小圈子，在幕后通过权力斗争、阴谋策划或权力交易完成的。在这种名为具有最广泛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苏联的广大党员和人民，甚至中央委员，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真正表达意见的权利[9]。表现在领导层的政治生活上，也很不正常。 以赫鲁晓夫后期为例，在赫本人大搞一言堂的情况下，核心层大多数成员缺乏原则，刻意奉承，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当大多数领导成员感到赫鲁晓夫的路线和政策太冒险、太不成熟时，他们便只好通过“宫廷政变”换马。勃列日涅夫与戈尔巴乔夫时期也都有不同的表现。 可以说，赫鲁晓夫时期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任人唯亲、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政策、措施选择连连失误，这些都与当事者本人缺少民主作风，党内政治生活缺乏民主分不开的。由于缺少民主，党的接班人的选拔往往不能体现全党的意志，党也不仅不能及时纠正领袖选择上的失误，不仅不能及时纠正领导人因个人主观臆断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决策失误，反而还要为此承担责任。由于缺乏民主使曾经生气勃勃的战斗党变成了一个经不住风浪考验的万马齐喑的官僚化组织。 当1991年“819”事件以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下令停止苏共的活动，有着74年执政经验、拥有1800万党员的党竟然很少有人出来抗争。可以说党内缺少民主也是苏共走向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共的教训说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一个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表现，只有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大力推进民主化建设，党才有可能避免选拔接班人上的失误、才有可能避免决策上的失误，不犯或者少犯错误；全党上下才会有高度的责任感，感到自己是这一组织真正的战士和光荣的一员。这样，在党处于危难之中时，党的领导干部与广大党员才能够自觉地、勇敢地为捍卫自己的党而斗争。 总之，从苏共在选拔接班人问题上的失误中，一切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都可以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由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来掌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问题，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10]，一定要从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重视接班人的选拔;只有建立一个正常、法制化的接班人选拔与权力交接机制，只有大力推进党内的民主化建设，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充分体现全党的意志，才能“确保各级领导核心由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组成”[11]，才能减少党的重大失误，才能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昌盛。 注 释： [1](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 中央编著译出版社 1996年5月第1版 第39页; [2]周尚文等著：《苏联兴亡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6月新1版 第728页; [3]《苏联东欧问题》1982年第2期，第59页; [4]《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 [5]苏联 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4页; [6]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 人民出版社 2001年1月第1版 第592页; [7][俄]尼· 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第78页; [8]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5)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年6月第1版 第724页; [9]宫达菲等主编：《苏联剧变新探》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年12月第1版 第23页; [10]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11月第1版 16页 ; [11]同上。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研究员 ;【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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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9 15: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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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9 17:14: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