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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高中录取通知书带来了中学的春天；两 年学完六年中学课程，开创教育史上的大跃进。 我被录取在澧县三中。所谓县三中，实际上是原县五中升为高中后改的名字。值得庆幸的是，在这里,我们度过了中学的黄金时期，尽管“ 左”的东西还很猖獗，后期又受到“两个估计”的严重干扰，但和前几年相比，还是久旱逢甘露，我们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一
一九七零年元宵节后，我和传元又回到了曾经动乱无序的母校。和一年前比起来，学校是另一番景象。热烈欢迎新生的标语，整洁明亮的校园，有条不紊的报到程序，齐全且透着墨香的教科书，和蔼可亲的老师，春风满面的同学，扎实繁重的教学计划，让我深深地感觉到教学乱象已成历史，紧张而刻苦的学习生活开始了，这将是一场殊死的战斗。 有趣的是，学生仿部队建制，一、二排是高二。我们高一新生分为三、四、五、六排，我和谢承力同学先分在六排，不知什么原因，六排撤消，同学们分到三、四、五排，我们俩又分在三排，并同床一直到毕业。三排先后经历了三位班主任，孙逢显老师不到两个月就去总务处任职。接下来是刘家义老师，差不多有一年多时间，先是教了我们一段时间的政治课，后来去学校政治处负责。教数学课的易继芳老师是最后一期多的班主任。 有独无偶，谢久安校长从我们公社中学也调任三中校长，但因身体原因工作不到一期就调离了。接手的佘玉明校长，在我们毕业前几个月也调回石门县去了。汤道金老师仍然是教务处负责人。还有语文老师龚光美、政治老师王淑兰、英语老师孙际泉、物理老师张儒坤、化学姜老师，潘宜元老师也教过我们的语文课。 这两年，是全面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的两年，既学文，又学工、学农，还学军。学文的任务十分艰巨：两年时间要完成初、高中六年的课程。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七零年春，我们读初中四进四出，时间一晃快四年，书本知识却寥寥无几。学校英明决策：先用一个学期集中补习初中课程，然后再攻读高中课程。 由于新三届和老三届初中毕业生集聚一块，知识基础严重参差不齐，老师们施教很困难，教学进度也相当慢。我的语文始终在前几位，数学、物理、化学有起有落，总算没有不及格的；但英语课就糟透了。第一期学得还不错，第二期却彻底放弃，原因很简单：好不容易记熟的一百多个英语单词，暑假里，却全部丢在家乡稻田里了。当然也难免受当时“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流言的影响。 课本都是试用教材，扉页是毛主席语录。 语文课的政治色彩很浓，除大量的毛主席文章外，还有鲁迅杂文和报刊上的时事评论等，古典文学几乎没有的。不管讲哪种课文，毕业于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龚老师都口若悬河、抑扬顿挫、眉飞色舞。那时早自习叫“天天读”，读毛主席著作，要求雷打不动。这对语文课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政治课是没有课本的，教学内容紧跟政治形势。先是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九一三”事件后又加上一次，共十一次。然后，是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常识。 学校组织我们去湖南拖拉机制造厂，分别下到六个车间当工人半个月，拜工人为老师，各学习一门技术。我去的车间里有钳工、车工和锻工。锻工很累，车工很细，钳工很脏。短时间的学习不可能掌握什么操作技术，但了解了拖拉机生产流程，体验到了工人师傅的艰辛。学校还组织我们去湘澧盐矿采矿基地考察并亲自参加劳动。 开了农基课，并有教科书，但几乎没上课。学农主要靠种好学农基地，每班都有十来亩，种的是蔬菜和油料作物，从耕种到收割一条龙，各班包干负责。同学每周劳动两次，时间加起来差不多一天。假期参加生产劳动也是学农的重要途径，每期开学时必须向学校送交由家乡生产大队盖章的学农鉴定。 学军。请解放军来学校对我们进行了半个月的军训；组织实战拉练三次，或风雨交加，或烈日炎炎，日夜兼程一百多公里；至于突然深夜全校紧急集合执行紧急任务有多少次，已记不清了。
二 这两年高中，和前几年比，也是我学生时代吃苦最多、素质全面提高的两年，我既要跟上课程保持中上成绩，又要完成校学生会的社会工作。在若干的社会活动的历练中，自己的组织协调能力、写作能力、编辑能力和音乐美术知识不断增强。 我和谢承力都是学生干部，他始终是排长（班长），我任学生会学习宣传部长，主要是办黑板报和墙报，办土广播站，负责校宣传队的组织工作。由于工作量大，又怕影响他人的功课，具体工作都是自己动手，牺牲了不少的自习和休息时间。 傍晚，校办公室与低年纪教室中间的过道上，挤满了老师和同学，欣赏和点评我们的成果———黑板报。黑板报办在教室的山墙上，面积很大，八平方米左右，每两周出一期。策划、约稿、集稿、审稿、排版、插图,都是我唱主角。书写的有毛松柏、雷学舫同学。黑板报的内容一般按汤老师的指导意见办。当时的内容政治色彩很浓，报头是一条体现本期内容的最高指示;每条稿子都有毛主席语录;花边，一色的红五星、小红旗和向日葵;插图，也多是革命纪念地或工农兵造型。 中午，食堂里，同学们刚端起饭钵狼吞虎咽的时候，我们的土广播站响起来了。“同学们，澧县三中广播站，现在开始第一次广播！”土喇叭里飞出赵素媛同学清脆悦耳而又抑扬顿挫的涔水普通话。这就是我们的学生广播站。中、晚餐各一次。土喇叭广播全校的好人好事，激励同学们刻苦学习,奋发向上，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工具；土喇叭播送报刊重要文章，把党和毛主席的声音及时的传递到师生员工，是党在学校的重要喉舌。我们两年如一日坚持下来挺不容易。且不说每天至少要十多篇稿子，组稿如何艰难、改稿如何费劲，播稿如何枯燥，仅就每天两次在饥肠轱辘的时刻，在饭香扑鼻的食堂大厅里，驻足二十分钟，看着别人狼吞虎咽，就让人够受的。为了凑稿，我建立了通讯员队伍，每排（班）两人，每天必须交两篇以上稿子，没有好人好事可写就交学习心得、诗歌、抒情散文。周公布，月评比，期总结。把优秀通讯员事迹在广播里和黑板报上表扬，介绍给团组织优先入团，推荐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没齿不忘素媛大姐同学对我工作的理解和高度支持，没有她，我的宣传工作至少广播站就坚持不下去。她和都是三排同组，有一年时间她就坐在我前面座位，我忙的时候，收来的稿子就塞给她修改定稿，平时也提出不少的好的建议。她是班里的文艺委员，又是校宣传队主力队员，每天还要去食堂广播两次。 比起广播站、黑板报来，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不能等量齐观了。主要原因是严重缺乏导演人才。其实,为排好革命样板戏，我们下午步行三十公里，到县城影剧院观看《沙家浜》，赶回学校时已到凌晨一点多。 有一次演出，胡兰同学兴冲冲地跑到台前，运足底气，以涔河塑料普通话报幕： “下一个节目，三句半：五七指示就是好！”转身跑回去时，在台上“扑通！”一跤。台下哄堂大笑。还有俏皮的同学大呼： “嘿，下一个鸡母：三斤半！” 会场上又哄堂大笑。 这出折子戏至今在同学们中传播。
三
和今天比起来，那时读书便宜许多,但吃不饱肚子是常事。高中每期学杂费和生活费差不多只四十多元，外加每月二十九斤大米指标。当时小菜每斤都只两、三分钱，稻谷每百斤牌价九元五角、市场价十五元左右，猪肉七毛四分一斤。每期开学前，我和父亲从家里给公社粮店送去两百来斤稻谷，换成大米指标一百三十多斤转给学校当地粮店，换回的现金二十来元就成了学杂费的主要来源。 便宜归便宜，但伙食不敢恭维。每天三餐饭，一周一次荤。八人一桌，一餐三两米饭，三个少见油水的大锅菜，大多是萝卜、白菜、南瓜、腌菜、米豆腐之类。开饭铃一响，同学每蜂拥而至，迅速将三味菜均匀地分到八个饭钵，八双筷子以风扫残云之速，将八个饭钵扒得精光。总有那么几位同学，在饭厅流连往返，巴望从菜钵里、饭桌上发现什么，哪怕是一片菜、一粒饭；还有那么几位，一双双谗眼，直瞪着那些加餐后仍吃香喝辣的富裕同学。 十七、八岁的青年时代，每餐吃三两米，根本不能满足身体发育的需要。虽然学校可以加餐，但谈何容易？那几年，由于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缺陷，粮食相当紧缺。就在我读高中的两年里，家里连续超支，每年缺半年的口粮，但家里还是千方百计保证我每天加三两饭，邀同学合作，中、晚餐各分一钵。但还是吃不饱。有时傍晚，只得去街上吃一碗米豆腐。 吃米豆腐的钱是变通来的。大姐三儿两女，自己还不够吃，也节省自己，给我几次米。小姐姐家里稍好点，有几次回家都绕路去她家，先美餐一顿，然后带回七、八斤大米，以两毛钱一斤的低价卖到街上，这样吃米豆腐就有了钱。 涔河北面的梦溪镇仅一条街，三块青石板由东向西从街道中延伸过去。街上的饭店、小吃部早已记忆模糊，只有那家米豆腐店历历在目。从学校出发，渡过石拱桥，沿河边那条小路，向西走一百多米再上街，左边就是我经常光顾的家价廉物美的米豆腐店。 在一间木板房前，屋檐下烧着一个藕煤炉子，一口铁锅冒着热气，一张小桌上有序地排列着碗筷、砧板、酱油、辣椒末、香葱和油盐。绿黄色的米豆腐在桌边水桶里静静地躺着，晶莹剔透，惹人口水。 “同学，吃碗米豆腐吧！昨晚打的新鲜米豆腐呢！”女店老板递上木凳，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们，一边立即摆开了操作的架势。 我就是为一碗米豆腐而来的。老板麻利地将一小块米豆腐切成一厘米见方的小块，随即轻轻地放入早已沸腾铁锅中。当碗中刚配齐佐料时，锅里已经翻滚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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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4 16:29:39
发表于 2015-4-24 16:3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