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言的血泪难表的情 陈大雅
从“木头”说起
做房子，打家俱，都离不开木头。木头与人类有不解之缘。对于“木头”这个名词，人们不仅不陌生，而且大有好感。不少人梦想成为栋梁一样的“木头”，并为之奋斗不息。 万万想不到的是，竟有从事防疫工作的“白衣天使”，把成千上万的邻国军民，当着“木头”活活整死。在古今中外的词书中都找不到这样的“木头”名词，在古今中外的史书中都找不到这样的“木头”事件。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彻底背叛医道的医生 1997年3月24日上午，日本细菌战受害调查团团长森正孝，在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李家湾向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受害群众说：“日军７３１细菌部队的罪魁石井，在大学是学医的。医生的职业是为人治病，但他却要使人生病。他是个恶魔。７３１部队研究生产了２５种细菌……。” 森正孝说的“石井”叫石井四郎，就是彻底背叛医道的日本细菌部队头目。就是他带领的一帮医学专家和众多防疫官兵把中国同胞（也有朝鲜、、蒙古人和美、英、澳等国人）视为可以随意切割的“马路大”、“圆木”。用中国话说就是“木头”。他们常用“木头”做细菌战和毒气战的活体实验，凡是健壮的“木头”，都是他们首选的实验品。在活体实验中作为“木头”死去的中国同胞不知有多少。 对此，石井比谁都清楚。他一辈子玩弄细菌武器，有人称他为“细菌战之父”。他的双手沾满了“木头”的鲜血。 早在日本国内，攻读细菌学期间，石井就鼓吹细菌战和毒气战，特别是对细菌战叫得最凶。这时，已确定侵华策略的日本当局，正为日本缺乏钢铁等资源而苦恼。他便献计说：“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细菌武器第一个特点是威力大，钢铁制造的炮弹只能杀伤其周围一定数量的人，细菌战剂具有传染性，其杀伤力不仅远比炮弹为广，而且死亡率非常高。第二个特点是使用少量经费即可制成，这对钢铁较少的日本来说尤为适合。”他的这一罪恶主张，明明是违反1925年各国代表在日同瓦签订的《关于禁止生物化武器的条约》的，日军统帅部却大加赞赏。 1928年4月至1930年4月，日本当局派石井充当日本使、领馆的副武官，在欧亚许多国家从事间谍活动，搜集军事情报。他得知鼠疫是世界上头号烈性传染病，世界一次鼠疫大流行死亡1亿人；第二次大流行，欧洲死亡2500万人，占当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亚洲死亡1300万人。因此1930年10月，石井一回国，便进一步鼓吹细菌战，认为细菌武器是日本未来战争中可靠的手段。 1930年8月1日，石井任东京陆军军学校教官和陆军兵器总厂干部，在陆军军医学校建立了“石井细菌研究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石井建议，在中国东北大搞细菌实验。理由是“中国东北地大人稀，容易隐蔽，一旦发生事故，也不致殃及日本本土的国民，又可以就近取材，用中国活人做实验。”根据他的建议，日本军部批准日军在中国东北和其他一些地区，建立研制细菌武器的专门机构，开辟细菌实验基地。 1993年，石井率10多名专家来到中国东北，在哈尔滨设立“石井细菌研究所”，并在哈尔滨东北数里的背荫河车站附近建立细菌工厂，把方圆25万平方米的地区划为禁区，不准外人走近。这个研究所又称“石井部队”。这是日本最早的细菌部队，石井是这支部队的第一任队长。 1935年至1936年间，日军以石井部队为基础，在中国东北建立两支细菌部队：一支是哈尔滨南20公里平房镇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又称“关东军用水供应及疾病预防局”、东乡部队“石井部队”。另一支是长春南5公里孟家屯的“关东军兽类传染病验局”，也称“关东军兽医防疫研究所”、“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关东军兽医预防部”、“诺松部队”。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这两支细菌部队分别改称“731部队”和“100部队”。 1936年初，石井部队开始迁到平房镇，在这里建立一个方圆32平方公里的特别军事区。后来，几经扩大，特别军事区扩大方圆45公里，并在中国东北、华北、华南许多城乡建立20多个支部实验基地。石井部队也随之扩大到3000多人。 石井部队拥有医学博士、教授15人，将校军官50人，尉级军官600人。石井本人于1927年就获得细菌学博士学位，最后的军衔是军医中将。石井部队的每个实验地，都有医学专家主持。石井和这些专家都知道，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实验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一是从天皇到日军最高统帅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二是经费充足，可不受限制；三是设备先进，达到了“超时代”的水平；四是用“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超时代的研究方法”；五是集中了大批专家。由于条件优越，他们可以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可以早成“大名”，早出人头地。所以，他们都很卖力。除了不断培训所属部队官兵，还分别从事鼠疫、赤痢、脾脱疽、霍乱、伤寒、结核、癫痫、梅毒、阴道炎等多种传染病的“研究”。 石井部队，除“人才”出众以外，实验基地的硬件建设也无与伦比。在平房实验基地建有培植细菌和昆虫的密封设备，囚禁“木头”的秘密监狱，用“木头”作实验的专门设施，制造细菌武器车间和试验场地，在100多公里以外的安达设有实验细菌武器的飞机靶场，还有专用铁路线和飞机场，处理“木头”尸体的焚尸炉。无论是场地、设施，还是人员数量和质量，在当时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势力最强的细菌“研究”中心。 在这里，石井部队既搞活人细菌实验，又搞驴马、骆驼、牛、羊、老鼠等动物活体实验。在这里，中国同胞与一截木头没有什么区别，与一只动物没有什么区别，被他们实验过的人，死了就火化，没有死而不能再用的，或者火化，或者活埋，象处理被实验过的动物一样。 石井在这里主持的实验项目很多。仅细菌实验的菌种，除鼠疫、霍乱外，还有肠伤寒、副伤寒、赤痢、炭疽热、马鼻热、破伤风、瓦斯坏疽等20多种上。除了这些细菌实验还有毒瓦斯实验、饥饿实验、断水实验、干燥实验、触电实验、热水实验、冻伤实验等等，项项实验都用活人作“木头”，有时在一个“木头”身上先后作几种实验，直到被折磨死后，再换“木头”。这些“木头”，从来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先后直接死于实验的“木头”达3000多人。 平房最早的活人实验，是石井亲自动手干的。石井部队成立不久，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押送两名东北抗日游击队员和一个朝鲜青年学生交给石井。石井把其中一人绑在实验室的木桩上，在他的大腿上注射一针用老鼠和跳蚤磨制的液汁。19天后，这人高烧到39.4度。石进双从他身上抽出血液，注射到另一个人身上。12天后，这个人同样发烧。这时，石井在特制病床上进行活体解剖，证明跳蚤身上所含的病菌为“定型流行出血热肾”。此后，石井又把这种病菌注入另外两个人体内。一个月后，这两个人不能动弹了，就要宪兵拉出去枪毙了。 1945年7月，日本投降前夕，石井还亲自将一位30岁左右的苏联妇女及其三四岁的女儿，关进一间玻璃小屋，然后往小屋里灌毒瓦斯，夺去了母女俩的生命。 石井在主持平房实验基地的同时，还直接指挥关东军100部队。这支部队以杀害马匹等牲畜和植物的细菌实验为主，也搞活人实验，研制人畜共患的细菌战剂。 除了731部队和100部队，石井还领导和指导南京营字1644部队、北京甲字1855部队、广州波字8604部队、新加坡威字9420部队和东京陆军学校研究室，进行多种多样的细菌实验。这些部队都有若干支队，都有一批主持研究的医生。 有资料表明，侵华日军研究和使用细菌战武器的总人数达两万多人，编制到军、师、旅、团级，分布到各地战场。其中有大批医防人员和医学专家。可以说，日本当时的医生，大都是石井的同谋和帮凶。 石井之流，不仅在基地内用活人作细菌实验，而且在中国许多地方大搞实验性的细菌战毒气战，等到疫病流行时，即奔赴现场作活体实验。 日军最早进行的细菌战，就是石井亲自策划的。 1939年7月，日本关东军挑起了与苏联、蒙古军队的“诺门坎战争”，石井指挥细菌敢死队，在中蒙边界苏蒙军队驻地上游的哈拉哈河和苏蒙军队前线阵地，投放霍乱、伤寒、赤痢等多种细菌，不仅苏蒙军队和沿河很多农民遭灾，而且有40多名日军染病丧生，受伤的日军更多。这场战争以关东军的失败而告终，但石井的731部队获得了关东军的感谢奖状。 从1940年起，直到抗战胜利进，在浙江省的宁波、衢州、金华、温州，湖南的常德、四川重庆、长江中下游，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许多抗日根据地，东北的广大地区，先后流行过鼠疫等疫病，死亡人数很多。这些，都是石井提供细菌和坐阵指挥细菌战的恶果。 在广大中国同胞染疫难受之时，往往是石井之流高兴地走出实验室大搞活体实验之日。1940年秋，石井部队的医学博士石川太刁丸，听说吉林省农安地区日军散播细菌而爆发鼠疫，立即去解剖患者，先后解剖57人。事后，他得意地说：“就解剖人数来说，我创造了世界纪录”。 1942年9月3日，日军飞机在浙江义乌县崇山村投下了鼠疫菌，很多人染疫生亡。10月，一支身穿防护衣的日军包围这个村，又烧房子又杀人，还把尚存的村民赶到村外的林山寺，搞活人解剖。幸存者王荣良清楚地记得，18岁的姑娘吴小奶，被捆绑在桩子上，开膛挖出了内脏。开膛时，吴小奶大喊大叫，喊叫声震动了整个林山寺。 石井这个披着医生外衣的恶魔，长时间地大规模地搞活体细菌实验，目的不仅仅在多杀用于实验的“木头”，而要要生产更多更毒的细菌，杀死更多的中国同胞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军民。其实，他们生产的细菌，不仅仅能够消灭一个亚洲的军民，就是毁灭全球人类也绰绰有余。同时，他们反复搞实验的中一个目的，就是从活人身上提取免疫原材料，研制免疫药品，保护侵华日军。他们先后研制出了防治鼠疫、伤寒、霍乱、破伤风等血清，其中 防治鼠疫的血清为世界首创。这些药品和医术，被日本医学界称为“精品”，日军长官也称之为“天才”的发现。战后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提及此事时写道“石井亲自对我透露说，获得专利的项目就有200多种”。 1939年2月，石井部队的北野政次少将（731部队第二任队长）秘密发表了《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的人体实验》的论文。文中说：“实验所使用的人体，全都选的是没有患过斑疹伤寒的人，并且是没有患过急性肠伤寒的32岁到74岁的健康男子。”为写这篇“论文”，北野政次在3个人身上搞活体实验。这3个人死于非命后，他声称：用他自制的疫苗2毫升注入人体内一个月后，即可产生免疫性。 1943年3月18日，一名日本文职人员患肺鼠疫，住进了石井部队医院。本来，肺鼠疫死亡率很高。但他经经医院治疗好了。原来，医院为他注射了4支鼠疫血清。为制造这4支鼠疫血清，为了治好一个日本人，不知有多少中国人死于石井部队的“医生”手中。 说到底，石井一伙“军医”用中国活人作各种免疫治疗药物的实验，还是为了让日军官兵有健壮的体魂，屠杀更 多的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 由于种种原因，日军大搞细菌实验和细菌战的最终目标虽未实现，但已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日军细菌战犯曾经交待，细菌战杀害的中国同胞只3000人。这个数字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在1995年7月31日中日学者哈尔滨“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座谈会”上透露，仅731部队杀害的中国同胞就达1万至1.2万人。另据不完全统计，1938～1944年，日军在华北和西北战场进行细菌战数十次，死亡中国居民这数十万人。日军在华中、华南进行的细菌战，也有数十次之多，死亡人数无法统计。可见，石井之流的“功劳”不可谓不大。
唯恐暴露真相的恶魔
侵华日军干尽了环事，却生怕走露了一点风声。他们每次干环事以后，或者毁灭罪证，或者假祸于人，总是把自己扮成“大东亚”的保护神。对于搞细菌战，他们更加隐蔽，一切活动都是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尽管石井说过，细菌武器有杀人不为人知的特点，但他还是做贼心虚，总是把自己伪装起来。他是搞细菌战的总头目，又是伪装细菌战的总导演。凡是他的部属，从进入部队的那天起，到进入棺材的那天止，都要严格保守部队秘密。最早的石井细菌部队，对外有“东方部队”、“加茂部队”、“奈良部队”等称号。后来的731部队和其他细菌部队，分别编入所在大军区的防疫给水部队，以防疫给水为名，掩盖细菌部队真相。这些，都是玩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 各地的细菌实验基地，都是特别神密特别恐怖的禁区，除细菌部队执勤人员外，其他人都不能涉足。凡是押送到这些地方的“木头”，都不能活着离开。凡是在这些基地搞建筑的中国劳工，也没有一个生还。在平房特别军事区，先后有2万多名中国劳工搞建筑，除1000多人死里逃生外，都惨死在这里。主体工程“四方楼”完工时，尚有300名中国劳工，全部被秘密杀害。就是天上的飞机，也不准从这里飞过。火车经过时，也要在前一站放下窗帘，不准任何人偷看。周围几十里内的居民，都有日本宪兵监视，有人一旦踏入禁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招来杀身之祸。许多人把这里称为“六十里地国境线”。 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楼外有一道高高的石头围墙。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把抓来的中国军民，就关在这个围墙里，作为731部队实验的“木头”。领事馆的地下室，是石井部队所需“木头”的转运处。押运“木头”的汽车车箱是密封的铁盒子，但设有外人分不清真假的假窗户，看起来象普通客车一样，其实是掩人耳目。 日军的细菌战，对日本无关人员也是绝对保密的。1942年7月25日，日本“大本营记者视察团”到中国东北的伪“满洲国”视察，日本关东军特务长助理浅冈向记者们说，日军“很早以前已经开始了研制新工武器的工作”同时向记者团放映了“新武器”的绝密纪录影片，其中在石井指挥的宁波细菌战纪录材料。事后，关东军司令部认定这是泄露机密，对当事者给予了严重警告处分。 1945年春夏，当石井一伙正突击扩大细菌生产，准备把细菌战扩大到英美，挽回战争上的败局时，形势急转直下。8月日本投降前夕，日军细菌部队抓紧毁灭罪证。石井组织人员，消毁有关文件、设备，用毒气杀死了准备作为“木头”的300多人。石井命令这里的2000多名部队成员及其家属服毒自杀，对中国翻译和劳工，一律枪决。不料，这一命令，遭到部队高级军官们的反对。在当时日军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况下，石井也无可奈何，他只好携带三箱核心资料与一些高级军官乘机溜走了。其余的日方人员，各找出路。在这期间，平房和各人细菌实验场所，先后有万余人和部分设备、资料运回了日本，也有的在绝望中服毒自杀了。 石井这样隐瞒细菌战，既是怕暴露自己的罪恶嘴脸，也 为他的主子和侵华日军遮丑。 当年，日本军政大员，无不美化他们发动的侵略战争，硬说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战争，是维护“大东亚共荣圈”的“圣战”。就是这个“圣战”，象强烈的麻醉剂，弄得许多不明真相的日本人精神失常，疯狂地践踏被侵略的国家，给各国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同时，许多失常的日本人成了“圣战”的炮灰。他们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他们并不知道“圣战”是战争首犯天皇设下的大骗局，不少人在临死时还高呼“天皇万岁”。 战后，日本政府没有象德国当局那样，痛快地承认希特勒的侵略罪行，诚恳地向受害国家谢罪并赔偿损失。时至今日，日本还有不少要员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继续美化当年的侵略战争，与残余的军国主义分子和右翼势力一起重唱“大东亚共荣圈”的老调。 他们说，日本 “当年并没有侵略意图”，“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卢沟桥事件是偶然发生的”。“进行侵略战争的国家是英美，日本没有同亚洲打过仗。”“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是为了解放白人殖民地”。 他们说“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扬言要“为了日本 国民，为了未来戳穿谎言”。在南京“要说杀人也只有一万多人，是战场上的行为，不是故意杀人的。” 他们说：“三光政策也没有，是中国人说的这么个名词。” 他们说，被日军抓到日本惨遭磨难的中国劳工是“中国劳务输出。” 他们说，“慰安妇的问题也没有，是她们自己为生活去卖淫，拿了钱的，是商业行为。” 特别是1995年11月，包括桥本龙太郎在内的日本自民党105名国会议员组织的“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公然说：“托军国日本之福，亚洲获救了。”你看，侵略者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功德无量。这种诡辩术，堪称世界之最。 对于细菌战同，他们至今矢口否认。正如日本友人森正孝先生说的，“日本政府现在只承认有个731部队，研究培养了一些细菌，但没有使用细菌战攻击。” 1989年，在东京原陆军军医学校遗址出土了，62个人的头骨和其他骸骨，日本政府决定把这些骨头马上烧掉。人们怀疑这是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朝鲜、苏联军民身上进行细菌试验的证据，反对政府的这个决定并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停止火化这些物证。但是，1994年12月5日，法院公然驳回了诉讼。可见，日本当局不愿意让“731”这个词在人们的心中留下痕迹，不愿因“731”而把当年那场“圣战”投下摸不掉的阴影，不愿意因“731”而把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按说，石井在背叛医道上，是极彻底了，在细菌实验、细菌战和隐瞒细菌战主面，极聪明了。但是，他毕竟只是侵华日军中的一个干将，与鼓吹和发起那场战争的军政要员比较，与至今仍然为美化那场战争的右翼势力头目比较，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他们在这方面有许多石井可能没有想到“创造发明”。如果这些“创造发明”都申请“专利”的话，恐怕比石井的“专利”还多。 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日本的靖国神社，供奉240多万块日本历次侵略战争中死者的灵牌，其中有1978年被公然列为“昭和殉难者”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这里本来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多年来，亚洲各国同声谴责日本 政要朝拜这样的靖国神社，可是每年元旦，春季和8月15日（二战时日本投降日）前后，常有日本政要去顶礼膜拜。这是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比用什么语言美化侵略战争的影响都坏得多。在这种影响下，朝拜之风日甚，每年8月15日，东条英机的追随者，常在这里重温昔日“皇军”不可一世的旧梦。可以断言，此风不止，后患地穷。 肆意践踏公法的“法官” 许多年来，特别是地以后，美国强权政治的头面人物，常以一己之言，凌驾于国际公法之上，谁不听他的摆布，他就要“制裁”谁，俨然世界宪兵，国际法官。 中国和许多弱国、穷国一样，早就领教过这位“法官”的“真功夫”。 从清朝末年，至日本降前，这位“法官”在中日冲突中常以中立的调解人的身份出现。他“调解”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扩大他在中国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中国的国土和国民，总想日本军国主义的枪口对准中国人民，进而对准苏联。一句话，总想坐收渔利。当日本全面侵犯中国4年之久以后，当日军偷袭珍珠港海军基地之时，他才正式对日本宣战。 战后，他以战胜国中的老大自居，独占日本，并代替日本控制南朝鲜和中国台湾。他要以日本、南朝鲜、台湾作为进攻中国和苏联的基地。他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目的，不是产除军国主义这个祸根，而是要军国主义听命于他，作为他反华、反苏的工具。 这位“法官”，无视国际公法，让包括首要战犯天皇在内的大批战犯逃避了国际法庭的审判，让军国主义势力继续作恶。 由于他的庇护而逍遥法外的战犯中，就有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等3000多人。 他庇护细菌战犯的恶毒用心之一，是要得到石井部队用活人作细菌实验的全部资料。他的人马占领日本后，石井向他表示，如果他出面保证上石井本人和其上下级不作战犯受审，并保全其生命，便向他介绍日本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情况 ，产交出全部资料。这正是他求这不得的交易。他庇护的细菌战犯很多，得到的细菌战资料也很多。有19人编写的长达60多页的《用活人作细菌武器的试验》报告书；有长达20页听《对摧毁农作物的细菌战研究》；有10人编写的《关于对牲畜进行细菌战的研究》；有石井本人写的《20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研究》；有80000张有关细菌武器作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学标本玻片。这些资料至今还在美国。 日本主要战犯冈村宁次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后来经过多次洽商，其间并有赠送给石井黄金的事。如果，前面谈到的那3个宝贵的皮箱，和里面装的资料一起，全部被拿到美国去了”。 这位“法官”对石井交出的这些资料，评价很高。从1947年4月27日和5月6日，美国的军方往来于日本、美国的有关电文批复中，就可看出这一点。其电文批复的原意是： 1、日本的细菌战经验，对美国的细菌战研究计划具有重要价值。 2、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对于美国的安全保障方面的价值，远比利用它追究石井行等人的战犯罪重要。 3、如果审判战犯，731部队的情报将公被公开，这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是极为不利的。 4、从日本方面得到的细菌战情报提交谍报系统，不得作为追究战犯罪的证据。 一位接受这些资料的美国医务人员说，这些用活人作实验的资料，“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这位“法官”庇护细菌战犯的用心之二是：启用石井等直接为美国进行细菌战。美国释放石井之后，就把他们编入美国陆军特种部队，为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出力，继续危害中国人民。 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先后在侵略朝鲜和越南的战争中，都要石井等细菌部队要犯，大搞细菌战。在三年抗美援朝期间，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的次数、规模不亚于八年抗日战争中日军在中国进行的细菌战。他们同样用中朝战俘作活体实验，同样在中朝军队阵地实施各种细菌，并在中国东北实施细菌战。 早在1951年5月3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就向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会协会提出控诉书书，控诉美国利用战俘细菌武器试验的违反人道的罪行。控诉书指出，最近有一艘以防疫为名的美军登陆艇，满载细菌，开到朝鲜元山港，把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当作细菌武器的试验品。 时隔5日，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外务相又致电联合国大会安全会，抗议美军使用细菌武器，散布天花。 1952年1月28至29日，朝鲜江原道平康、伊川等地，发现美国飞机散布带菌昆虫。 这年2月24日、3月8日、7月13日、10月27日和1953年1月21日，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先后五次发表声明，严重抗议在朝鲜北半部和中国境内进行细菌战。 这年3月15日，以李德全、廖承志、陈其瑗为首的“美国帝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分赴朝鲜和我国东北进行调查。 此后，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国际科学委员会等团体先后到朝鲜北部和中国境内，调查美军进行细菌战的情况。 1952年5月5日和1953年2月22日、11月11日，朝中方面先后公布美国空军战俘伊纳克、奎恩、许威布尔、布莱、马胡林、爱文斯等23人关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境内进行细菌战的供词。侵朝美军从1951年冬开始，在进行以破坏交通线为主要目标的“绞杀战”的同时，又不顾国际公法，对朝中实施持续将近一年的细菌战，实施细菌战的范围遍及朝鲜北半部的7个道、44个郡以及中国东北一些地区，采用的主要手段是以飞机投撒和火炮布撒带菌的苍蝇、鼠、兔等生物和杂物，病菌多达10余种，除毒害军民外还毒害畜类和植物。 日军的细菌战，是日本天皇践踏国际法，启用石井的得意之作。美军的细菌战，是这位“法官”践踏国际法，启用石井的得意之作。 抗日战争中的1939年和朝鲜战后的1958年，石井曾多次在大会上得意地说：“是细菌部队拯救了日本国家。”言下之意，如果不是采用细菌战，日军在中国早已被战败；如果不采用细菌战，日本不仅不能得到美国的庇护、支持，重新复活军国主义，而且难免遭受这位国际“法官”的真正制裁。 当年代表美军驻日本东京统帅麦克阿瑟经办日本细菌战犯事宜的默里·桑德斯上校，也许是良心受到遣责，他在英国人拍摄的《天皇，你知道吗？》电视纪录片中说：“现在看来，当初纵放那批犯了罪的日本人是一个错误。” 应该说这位上校先生的表白，是值得肯定的，可惜的是他不能代表他的主子——这位“法官”。 1950年莫斯科图书出版社出版了审判731部队人员的公判纪录。当时日本准备翻译出版，但由于美国占领军已得到731部队的资料，便阻止日本翻译出版这些公判纪录，硬说它是“苏联共产党散布的谣言”，是“蛊惑宣传”。事到如今，这位“法官”还没有一个象样的表白，不知要与国际法对抗到何时？在这位“法官”的法典里，“人权自由”是否就是解剖活人的自由？是否就是实施细菌战的自由？ 敢揭父辈老底的群体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可是，在军国方义阴魂不散的日本国土上，竟有不少人就是要扬父辈的“丑”，就是要揭父辈当年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这些人中，有教师、教授、有律师、有作家歌手、有学生、有记者、有企业老板、公司职员，还有当年侵华日军的官兵。他们的职业不同，经历不同，但有一个不让悲剧重演的共同愿望。他们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宗旨，自发组成各种民间团体，自费调查和宣传侵华日军的种种罪行，诱导人们正视历史，防止悲剧重演，为中日友好打下坚实的基础。 日本小说家森村诚一，有一次偶然听说了731部队的一些情况，立志搞清全部真相。他遍访了731部队成员，设法使他们开口讲真话，得到了许多难得的真实而具体的口碑资料。于1981、1982、1983年，先后出版了《食人魔窟——日本关东军细菌战部队的恐怖内幕》等三部专著。同时或稍后，又有常石敬一、江田宪治、解学诗、松村高夫、太田昌克、郡司阳子、吉见义明、伊香俊哉、山田朗、秦郁产、森末俊夫等许多学者发表专文出版专著，揭露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罪行。1993年日本中央大学吉见义明教授还披露了一个新发现：他在日本防卫厅战史资料室发现《陆军参谋本部业务日记——井本熊男中佐日记》，其中有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明确记载。对于日军的细菌战，第一次从日本军方的历史资料中得到了证实，影响很大。中国新华社驻东京记者，曾经报道了这一新闻。国内一些报纸及时转发了这一消息。还有渡边登、山边悠喜子等许多正义之士，志愿参加“原731部队罪行展全国实行委员会”，从事“731”罪行展览活动，不断充实展览内容，扩大展览效果。 提起揭露日军细菌战的秘密，许多人很快会联想到日本友人森正孝先生。 森正孝是日本静冈市的中学历史教师。早在70年代中期，他发现日本政府文部省修改的历史教科书上，隐瞒了侵华日军的许多罪行，歪曲了许多历史事实。从此，他不惜花费自己的钱财，不惜占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多次走访国内二战时的老兵，多次查阅东京的历史档案资料，多次率团来到中国调查。20多年来，他不知出入了多少老兵的家门，不知多少次往返于东京、静冈之间，不知在中国跑了多少路程。他先后到过中国东北各省，到过浙江的许多地市县，到过湖南省常德市的一些城镇乡村，真是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许多地方还走了几遍。1980年8月到1995年底，先后制作电影《侵略》一至六辑。这些影片，没有任何虚构和宣染，全部是历史照片、历史资料和现场调查实录，真实地揭露了侵华日军的罪行，说服力很强，每次放映，都引起很大的轰动。 《侵略》影片第一辑的副题是《没有被记载的战争》，用300多幅历史照片和二战时新闻实录及老兵访谈，再现了日军在中国推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在南京制造的血醒大屠杀，在东北用中国活人进行骇人听闻的细菌实验的真相。这辑影片制作完成后，先在森正孝所在的校内放映，学生看了都深受教育，纷纷写了观后感言。学生大庭写道：“在我脑子里，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表现是好样的，因为我读过的书和看过的电影都是这样描述的。”“看了这部电影后，我不觉吃了一惊，日本对中国的那种残暴行为难道不是最大的耻辱吗？”学生小柳写道：“一说到战争，立刻浮现在我脑际的是投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的惨景和德国希特勒的残暴行为。”“看了《侵略》这部电影，我才第一次知道日本也干了那么多骇人听闻的事。他们用屠杀、活埋、投井、砍头示众等手段不知杀害了多少中国人。尸体堆积如山，连大批儿童也被集体屠杀。更可恶的是，屠杀中国人的日本兵竟在一旁露出狰狞的笑容。这些场面我不忍再看下去，我不相信，也不敢相信。但是，这是事实。” 接着，附近的学校和其他地方，都争先恐后地放映这辑影片。这时，正值日本人民谴责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的倒行逆施，这部影片受到了日本各界的重视。不久，有200多个民间团体协商成立了电影《侵略》放映联络会，支持《侵略》在全国放映。到1985年，《侵略》拷贝发行450多部，观众达250万人次。美国、德国、澳大利亚也购买了这部影片的拷贝。 从1985年起，森正孝又利用寒署假，十多次率团到中国，进一步调查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和细菌战等罪行，先后制作电影《侵略》第2至6辑。并出版了6部同名的调查报告集。同时，还出版、摄制了《统治台湾50年》和反映中国劳工在日本悲惨遭遇的《望乡之村》、《血泪铁证》等电影、书籍。 1994年9月5日晚，森正孝摄制的电影《尚未被知晓的战争——来自中国方面的证言》，在《朝日电视台》播出。致使侵华日军进行的细菌战首次在日本的电视台曝光，震动很大。 这年，浙江崇山村老百姓联名向日本驻中国使馆提出了要日本政府向细菌战受害者道歉、赔偿的要求。森正孝知道此事后，便在日本国内大造舆论。1995年6月，组成了以他为团长有律师、学者、音乐家、画家、二战老兵600余人参加的日本细菌战调查团。从此，除继续调查日本进行细菌战的情况外，还接受细菌战受害者的委托，向日本政府打官司，并承担打官司的费用。为打官司，这个调查团的一濑敬一郎、鬼束忠则、西村正治等律师，分批来到中国调查取证，每一次都到细菌战受害地区查看，与受灾害者亲属具体交谈，边谈边记，反复核实，作为原告的诉状。每次到中国访问都有王选等中国志愿者，帮助日本律师与被访问者及时勾通，深入交谈。到1997年3月，已接受浙江省义乌等地和湖南省常德市的第一批100名原告的委托，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控告，定于1998年8月11日开庭审理。他们自知这场官司难打，但再难，也要打下去，直到打胜为止。 1995年7月31日，森正孝出席在哈尔滨举行的“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座谈会”。他同到会的90多名日本学者和70多名中国学者一起起立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和遇难的中国同胞默哀。他上台发言时，会议主席一再请他坐下讲，他坚持站着讲。他在日本讲了数百场，都是站着讲的。他这次的《731部队和细菌战》的发言，获得热烈掌声。 森正孝和许多反对侵略、维护和平的志愿者一样，是日本国内的普通工薪职业者，收入并不多，而从事这些活动开支却很大。他为制作电影和出书，已花掉他5600多万日元的积蓄。在日本国内，对于他的这种举动，反对的人不少，社会舆论压力很大，有人打电话、写信恐吓他。但是，他没有使支持者失望，没有让反对者得逞。他不仅照样干自己的事，而且要妻子同他一起干。 作为日本普通居民的森正孝，为什么20多年来不顾个人的安危去揭露侵华日军的罪行？为什么还支持中国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有人多次这样问他，他的回答都很简单，但很确切。他常用一句中国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还常说：“如果没有人说真话，悲剧将会重演”，“我们要做的是把二战时期，我们父辈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真实地告诉下一代。这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他常恳求日军细菌战的幸存者和受害者亲属讲去当年的实情，他说：“细菌战这种罪行是天地不容的，但是日本政府直至今日，仍不承认。因此，这段历史在日本教科书里没有记载。现在我们就是要把在日本被歪曲、篡改的历史还本来面目，告诉下一代，使日本的下一代永远不再拿起武器。这才是中日友好的基础。”这些，都是他的心声，也是对那些不甚理解他的人的回答。有一次，他和细菌战调查团成员在杭州柳浪闻莺公园的“日中不再战”碑前留影，特意突出“日中不再战”四个大字。毫无疑义，这也是他无声的声明。
日本小说家森村诚一曾经说过，731部队生产的细菌，毁灭人类绰绰有余。 那么，为什么人类没有被毁灭呢？从战争态势来讲，日本投降的时间来得太快，没有给石井充分发挥细菌战威力的时机。 后来，在朝鲜北部和中国境内，美国照样进行细菌战，也没有毁灭人类，为什么？细菌战也没有扭转侵朝美军的被动局面，它不得不拱手求和。 但是，如果进一步探讨，毁灭人类的恶魔，不管怎么伪装，总会被世人识破，总会失去人心，其阴谋总是难以得逞的。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一句老话，也是一句实话。很明显，日军侵略中国，大搞细菌战，是不得人心的。 当时，不管是红区，还是白区，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是华夏儿女，都在为抗日奔走呼号，都在为抗日流血流汗。 当时，不仅中国人奋起抗日，而且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外友人，也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日。 早在1939年11月和1940年3月，日本战俘杉木一夫等人和日本友人鹿坂亘等人，先后成立日本人反战团体“觉醒联盟”和“反战联盟”。他们对日本士兵和战俘作反战工作。1943年7月7日，日共中央驻延安代表冈野进（即野板参三，1940年来到延安）发表《告日本士兵书》，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日本人民政府。 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还有白求恩、柯棣华等外国医生帮助中国人民抗日的事迹。 白求恩，是加拿大的著名医生。1936年，德意志法西斯侵犯西班牙时，他曾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1938年初，他率加拿大美国医疗队来到中国，不久赴晋察冀抗日前线，在医疗条件很差、交通很不方便，时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他大胆指导八路军开展医疗工作，热情培训八路军医护人员，并经常在炮火声中抢救伤员。后来在一次急救伤员的手术中，他受伤感染，1939年11月12日牺牲。 柯棣华，是印度医生。他也是1938年随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次年到中国解放区，任八路军医院外科主治医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服务。后来，在晋察冀边区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1942年9月积劳病逝。 对于日军的细菌战，有许多中外医防人员闻讯后，纷纷投入防治队伍的行列。 1941年9月，因日军投放鼠疫细菌，浙江省义鸟地区爆发鼠疫。中央政府卫生署顾问、德国鼠疫专家伯力士，随同防疫大队翻山越岭赶赴灾区，开展防治工作。全国红十字会医疗大队队长刘宗歆医生，有一次因战火逼近，仓促救治一名肺鼠疫病人，染病殉职。次年元月，郭宅乡中医师郭迪训，到歌山乡治疗鼠疫患者时感染，不久他本人去世。接着，他的妻子、儿媳、孙媳、孙女等5人死亡。 1941年11月4日，日军在湖南常德空投鼠疫菌，致使鼠疫流行。投入防疫工作的不仅有本地的医防人员，而且先后有全国20多个医疗防疫队的200多名医防人员。其中有中央卫生署防疫处长兼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主任委员容启荣，湖南省卫生处长和第六战区、第九战区卫生处长，还有陈文贵、肯德（奥地利人）、伯力士（德国人）等许多专家。专家们亲自部署防疫工作，亲自培训防疫人员，亲自治疗病人，解剖鼠类。 专家肯德，原来以为日本在禁止使用生化武器的日内瓦条约上签过字，不可能空投鼠疫菌。这年11月13日下午刚到常德，就与常德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医师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第二中队队长钱保康解剖上午死去的蔡桃儿的尸体，并要医院检验师汪正宇检验蔡体内的血液，证实蔡是死于鼠疫，改变了原来不相信日军空投鼠疫菌的看法。接着，他又治疗了多人，并多次解剖死者进行检验。次年5月，他还到远离常德城的桃源县李家湾，采取许多措施控制了那里的疫病流行。 专家陈文贵是中央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防疫学组主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检验医学组指导员。1930年曾接受前国联卫生部的聘请，到印度孟买哈夫金研究所，从事专门的鼠疫研究，是国内外著名细菌学专家。他率队于1941年12月24日到常德，当晚发现一疑似鼠疫死亡病例。次日，经他作尸体解剖、细菌学检查及动物接种等实验，证实确属真正腺鼠疫。当即电报上司，才引起国民党重庆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强常德的鼠疫防治工作。1950年2月10日，他对新华社记者讲了日军在常德空投鼠疫菌及其严重后果的情况，并表示愿意作为见证人参加特别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审判。 专家伯力士，当时在常德监测鼠疫疫情，在两个月内，解剖老鼠6000多只。他还培训了几百名鼠疫防疫人员。1942年冬，离常德城40多华里的石公桥一带流行鼠疫，他又到那里主持防疫工作。“伯医生”的大名，至今还珍藏在人们的心中。 由于这些专家与本地医防人员紧密配合，防疫工作比较有力，大大减轻了疫病流行的损失。石井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曾经说过：常德的防疫工作，借鉴了浙江的经验，致使细菌战的效果不够理想， 战后，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被迫作为日军“木头”的悲惨遭遇，决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不断开展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活动。 哈尔滨在“731”原址开设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陈列馆”。中国档案部门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还有许多专家和知情者、受害者发表文章，举办集会，揭露日军细菌战的罪行。近年来，各地细菌战受害者亲属，状告日本政府，要他们谢罪、赔偿的呼声日高。一些报纸杂志和电视台，也先后报道了这方面的情况。整个神州大地出现了一个同仇敌忾的良好氛围。 这些，都表明中国人民在觉醒，在为死难的同胞主持公道，在为后代营造生存发展的大气侯，在为人类创建宽松和谐的大环境。九泉这下的同胞，见到此情此景，也会感到欣慰。 然而，要解决细菌战受害者的问题，要拔掉细菌战这个祸根，还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做，难度还很大。凡我同胞，要象八年抗战一样，同心协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当年，那些作为“木头”惨死的同胞，有谁望愿做这样的“木头”？只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由他们愿不愿意。现在，我们有幸为他们声张正义，而且有了个好的开头，岂能有头无尾，不了了之？如果不了了之，那些在天之灵会答应吗？如果是你本人或你至亲至爱的人当时死于非命，你赞成不了了之吗？ 我是当事人。没有成为日军的“木头”，并非我的命在福大，而是还没有轮到我的头上。其实，我也有家破人亡的经历。 在我未满十岁那年，日军践踏了我的家乡——厂窖（现属湖南省南县）。在短短的三天之内，日军在这里屠杀了3万多人，史称“厂窖惨案”。我父亲和众多亲友都被日军杀害，从那时起我胸中就有一颗复仇的火种。 后来，我来到常德，见到了“常德会战”国军阵亡将士公墓，始知日军在制造“厂窖惨案”之后，大举进犯常德，守城的国军余程万师，在装备落后、援军受阻、与外隔绝、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血战20多天，阵亡将士8000多人，史称“常德会战”。 随后，我又了解到常德会战前两年，即1941年11月4日，日军在常德空投鼠疫菌，致使常德城和许多乡镇疫病流行，死亡的老百姓很多。 从此，我进一步感到，在中国的土地上，处处有侵华日军制造的严重罪孽，处处有清算其罪孽的强烈呼声。 1996年11月以后，日本森正孝细菌战调查团的部分成员，先后几次来常德调查，我向他们介绍过日军在常德进行细菌战的情况，并同他们一起走访了许多细菌战受害者亲属。一次次的血泪控诉，使我按奈不住跳动的心。时至今日，我们如果对此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无异坐等历史悲剧重演。所以，我虽然早已退休，但愿同大家一道声张正义。 当然，今天我们声张正义，并不是象我小时候想到的单纯复仇，更不是要像石井之流，到日本去把日本人当作“木头”折磨死，而是要与日本友人联合起来，声讨天地不容的细菌战，声讨军国主义烧杀掳掠罪行，扫除中日友好的障碍，彼此都不把对方当作可以任意切割的“木头”，让同文同祖的两国人民，都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参天大树，为中日两国、为亚洲乃至全世界，多作贡献。 我们还要奉劝大洋彼岸的“法官”，顺应历史潮流，成全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美事。不要故伎重演，不再践踏国际公法，不再造毁灭人类的罪孽。
2000年初
来源: 陈大雅：难言的血泪难表的情 | 
发表于 2015-5-12 10:41:02
发表于 2015-7-28 16:2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