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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的机要秘书陈兆森
永志
(四)
陈兆森(1903—1928)
“南下广东”,是早在武汉策划南昌起义时就定了的。参谋团会议争论的是走大路还是走小路,最后选择走小路。理由是临川、会昌路上仅有3000弱敌,容易对付。周逸群不是参谋团成员,得知决定,陈兆森第一次看见他怒吼:“这不是胡闹吗?浩浩荡荡几万人马,放着大路不走走小路,要是遇到敌人,没路可逃。这在孙子兵法上也是大忌啊!”朱德率部8月3日就出发了。贺龙殿后,8月5日撤离南昌。 这是一个特殊的“方阵”,一是队伍里眼镜多——知识分子多,郭沫若、恽代英、高语罕都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眼镜在阳光下泛光,人却都能吃苦。恽代英光着脑袋,夹着一把破伞,一副苦行僧的样子,他特别会说笑,兆森喜欢听“校长”讲故事。不过,恽代英有条件,必须先唱一首歌。兆森不喜欢唱歌,把杨庆兰拉上,庆兰唱完一首,恽代英无法耍赖。高语罕则是晃着高大的身子,嘴里哼哼唧唧,有时是在吟诗,和他唱和的是郭沫若。 另一个特点是队伍里白头发多——老者颇多。主席团主席谭平山、中央海外部部长彭泽民、江西省主席姜济寰,以及徐特立、林伯渠、廖乾吾、方维夏、高语罕,年龄基本上都是“坐五望六”,被人称为“八仙”。他们不怕苦,和大家一样翻山越岭。林伯渠喜欢兆森这个小老乡,他阔别老家安福(临澧)多年,沿途有说不完的安福典故。兆森只知道崔婆井的故事,林伯渠却说安福有“王婆垭酒泉”的故事。崔婆变成了王婆,最后的讽喻诗相同:“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当酒卖,还嫌猪无糟。”林伯渠是学问家,告诉兆森,井水变酒的故事早在明代常德就广为流传,桃源进士江盈科创作的小说《心高》有完整记载。 周逸群的担心变成了现实。部队行经的地方都是山路,崎岖狭窄。有的地方,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同走一条道,各自排成一路纵队前进,队伍越拉越长。8月的南方,酷暑难当。部队只走了三天,逃跑和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4000;子弹丢了一半,迫击炮丢光了,20军的大炮也丢光了。军队纪律不容乐观,蔡廷锴的叛变更是雪上加霜。 贺龙在考虑如何提高部队的士气,整肃部队的纪律。在江西宜黄,他交代陈兆森,考虑以他的名义发布一个文告。贺龙口述了五点要求:进一步明确南昌起义的意义;只有革命委员会才是我们的领导机关,汪精卫是失去灵魂的木偶,唐生智、何健是行动军阀;此次革命的目标是实行土地革命,我们为自己和劳苦大众吃苦牺牲;南下广东,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革命军队要严守纪律。 陈兆森贺龙提出的五个要点,联系离开武汉以来和贺龙及官兵的接触,很快一篇洋洋洒洒2000多字的《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便写成了。周恩来看等人后赞扬文告内容好,完全是贺龙讲话的口气,句句实话,既生动又深刻;文告书写是一流的。大家问是不是郭沫若的大笔。贺龙说:“不敢劳驾郭主任。况且,前几天他受伤了(指在南浔街上挨了第三军溃军士兵的打),我也不忍心。是军部机要秘书陈兆森写的。”很多人认识陈兆森,连声称赞。恽代英参与议论,自言自语地说:“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大家看见他摇头晃脑的得意样子,哄地笑起来了。
进入广东,贺龙又发了一篇告示。为了方便广大官兵阅读、掌握,文告采用韵文形式。文告仍由陈兆森草拟和书写。贺锦斋喜欢吟诗,经常出口成章,对陈兆森有影响,文告中有不少句子是吸收或改造他的诗句。全文如下:
南昌起义贺龙署名的两份文告传下来了,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1990年9月7日致信陈兆森的家人证明是“陈兆森烈士亲自起草和书写”。 10月3日,陈兆森随贺龙一行赶到普宁流沙镇,革命委员会在这里开会。会上,周恩来宣布:“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再作长期的革命斗争……”会议正准备讨论时,突然接到报告,正向海陆丰进军的20军两个师缴械了。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整个会场议论纷纷。最按捺不住的是贺龙,在会场外面的陈兆森等人,都听到他用烟斗拍打桌子的声音,他愤怒地说道:“我被自己的家族出卖了,连累革命,对不住大家!” 会议结束,贺龙安排陈兆森尽快撤离,经上海回常德,与当地地下党取得联系,拉共产党自己的武装。最后贺龙说:“这十年我垮了又来,再干再垮,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干的是革命,不怕失败……我只有两句话: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 兆森表示服从命令。她尽量克制自己,没有让眼泪流出来,紧紧握住贺龙伸出来的双手,坚定地说:“文常兄,我在常德、在湘西等您回来,领导我们继续干革命!”陈兆森与突出重围的贺锦斋结伴到了上海。在南京,稍作停留,兆森为了转移敌人对她家庭的监控,拍电报给父母,说在南京找到一份教书的职业。贺锦斋经武汉到监利,兆森则在岳阳转船回常德。陈兆森传下来一张在上海拍摄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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