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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然的回忆25
岁月如歌
陈贤明/作者 天风/责编
十四 上山下乡
1968年8月8日，那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学校的操场上，布置了庄严的会场，主席台前额扯起了“欢送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后来叫‘老三届’）上山下乡大会”的横幅。“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等条幅在秋风中摇曳。于是，我校“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在同一天毕业了。
我提着来时的箱子，走过教室，跨过操场。
别了，老师！别了，亲亲的小池塘！别了，那些懵懂的记忆！
我前脚跨出校门时，不禁迟疑了一下，仿佛失落了什么东西。我失落了什么？哦！我失落了来时的梦。轻轻地回首一望，我的梦，变成了色彩斑斓的彩虹。我追着我的梦，一忽儿，它成了远在天边的海市蜃楼。小池塘边的柳叶儿与我挥泪相别，我的泪，早已打湿了衣裳。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欢呼声中，昔日的革命小将、红卫兵，今日的知识青年（“知青”），一批一批开赴农村，踏着炎黄的足迹，寻找祖宗的根基，去接受广阔天地的洗礼。
我班城镇青年辛业成、范湘衡等人下放到了临澧县望城公社农村。我和强子这些农村青年，各自回到了土生土长的地方。在读初中的时候，老师就教育过我们，要学习董加耕（那时还称的董加耕哥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当时，社会存在“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的严重问题，而“知青”特别是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正是缩小三大差别的举措之一，同时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输送了大量劳动力，按那时的话讲，那叫生力军。
三大差别是当时社会的三对矛盾，这三对矛盾又以城乡差别这对矛盾最为突出，导致人们的心理严重不平衡。城市人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农村人具有严重的自卑感。城市人看不起农村人，鄙称农村人乡巴佬。售货的营业员自命身份高贵，坐在柜台内显摆出高傲公主的姿态，全然没有顾客至上的观念。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城市人既不需干繁重的体力劳动，还可享受国家的统销粮待遇。
农村人千方百计往城里钻，但一个人的户口地若定了下来，他的工作之地也就定下来了。那时城乡基本上婚嫁不通。农村人若想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一条途径是上大学，跳出“农门”；第二条途径是当兵，复员后国家安排工作进城镇，脱离农村；第三条途径是农村漂亮女孩嫁给城镇人，哪怕是残障男孩，以逃避务农之苦；第四条是依靠某些政策搞“农转非”（即农村户口转为非农村户口），如“投靠”政策，即妻子投靠丈夫，老父母投靠子女等。
其中根据“投靠”政策搞“农转非”有空子可钻。“投靠”政策也不是很宽松的，投靠者还必须是“伤、病、残”者，而且需要有指定医院开据的“伤、病、残证明书”。怎么钻空子呢？“伤、病、残”中的“病”包括神经病，神经病可以装，而神经病很难诊断，在当时医疗条件下更难诊断出来。有一名教师想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农转非”，可他们都不是伤、病、残。咋办呢？医院的“伤、病、残证明书”不是随便能弄到手的，如果弄虚作假，清查“运动”一来，必定火烧牛皮回头卷，前功尽弃不说，还要搭进一帮人受处分。后来，这位教师竟为了家人的城镇户口，不顾自己的人格尊严，让妻子装神经病。其妻在大街上又是跳，又是叫，又是笑，还真是像模像样，简直丑态百出。尔后他们当然是如愿以偿了。其妻的神经病接着就好了，谁能说个不是？神经病就不兴好的么？神经病还可以再复发。不过她那病倒是没有再发过，安安稳稳的过着“投靠”的日子。
70年代中期，某生产大队一名会计，去上海替社员们买抽水机。因为那时什么产品都说上海的好，如上海的“永久”牌自行车钢火很硬，人骑上去后，车架上还可驮上两百斤重的稻谷包，好些年车都不会坏。上海产的“春蕾”牌手表，时间准确且样式也好看。该会计也想去大城市长长见识。
他到了上海，那种感觉不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所能比拟的。那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展示着它的尊贵。外滩那多种风格的建筑物，古典雅致。置身于曾经的十里洋场，让人在这座城市中迷茫。华灯初上时，且不说万家灯火倒影在黄浦江上，水天相接，风情万种。当微风吹起水波荡漾时，闪烁的灯光像一串串流星雨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烟雨蒙蒙。单说那会计站在那绚丽的霓虹灯下，霓虹灯照着穿戴整齐一尘不染的过往人们，他觉得他自己是不是已经成了神仙？那会计不想回家了，但是他必须回家。因为他的户口在农村，所以他必须回农村的家。他回家了，他对人说，咱农村人是人吗？白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到夜晚熄灭“锅灯”（因灯熄灭后屋子里黑得像被大铁锅罩住一样黑，所以把灯又叫锅灯）与鼠虫同栖，咱农村人还要养活城里人。后来，这位会计终因内分泌失调，抑郁成疾，不久就死了。都说人比人，气死人，还真是这样。
农村苦，故尔大城市“知青”在60年代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歌曲，奔赴农村，一下到农村却如入深渊，如下地狱。虽然经过文革中的斗私批修，狠触灵魂，但不少还是忘掉了曾经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的豪言壮语，忘掉了毛主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嘱托，抛弃了好儿好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不悔的信念，在70年代末拦汽车、阻火车，誓死也要返回城市。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说事容易行事难啦！
我弟媳是一名下乡知青。他于1970年在铁路建设中与我弟弟相识并相恋，两人于1972年结婚。新娘漂亮，新郎英俊，真是天造地合。生产队的人都说，多般配的一对啊！他们婚后育有两个儿子。我弟弟在生产队劳动，弟媳在大队幼儿园担任幼儿园教师，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在全国知青要求返城的浪潮影响下，弟媳的母亲一再逼迫弟媳回城，并说已有知青通过走关系回城了。于是，我弟媳从1974年开始，丢下两个幼孩，一次次跑有关部门，找有关领导。一次次给人送礼，企图通过走后门方式达到回城的目的。家里的钱物跑光了，包括自留地产的荸荠、莲藕卖的钱，一头母猪下的猪娃（两年五窝）卖的钱（1969年割资本主义尾巴一阵风过后，人们生产生活之必须以自然恢复），这些钱全搭了进去。但那时后门是不容易开的，“运动”一来按政策框，不符合者一个也跑不掉。领导得了不少好处，于1976年给弟媳安排了一个单位哄住，直到1979年随着国家关于知青返城的政策到来，弟媳才正式入户城市，我弟弟千方百计挽留也没能留住。一个家庭扯成这样，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就不用说了。由于岳母总是从中搅合，对“泥腿子”女婿万般鄙视，（顺便介绍一下，上世纪70年代的城市人，鄙视农村人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78届城镇出身的女大学生说，我找对象时，宁愿找城市户口扫街的人，也不会找农出身的清华大学学生。）在家庭风波中竭力推波助澜，这对夫妻终归劳燕分飞。“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或者有个小伙子叫小强），……在回城的那个晚上，你和我来到小河旁，从没有流过的泪水随着小河淌，谢谢你对我的爱……”歌儿唱起来很轻松，但家庭的破裂，对孩子的伤害岂是一句“谢谢你对我的爱”就可了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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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27 11: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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