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张汉平 于 2018-7-19 09:15 编辑
转者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领袖毛泽东就是一颗永不熄灭的红色火种。在建党建军建囯的日子里,转此文供网友分享和对他的怀念。青年毛泽东的五年:从学生到中共中央局秘书
——纪念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和新民学会成立100周年
摘要:今年是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和新民学会成立100周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度。中国近代晚清以来的重大社会事件中都留下了湖南第一师范人的踊跃身影。五四运动也不例外,五四运动在湖南如火如荼进行了一年余,直到“驱张”成功。其主要领导者就是湖南一师人毛泽东和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会员是五四运动湖南的主将,而新民学会骨干会员基本都是湖南一师学生,湖南一师广大师生参与了五四运动湖南的活动,成为这股历史潮流的主流力量。青年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后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在苦苦求索中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成为全国建党先驱,出色主持湘区工作,到1923年当选中共中央局五人成员,任中央局秘书调上海工作,短短五年,青年毛泽东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中共的最高领导成员。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左四)同进步团体辅社成员在北京。
四、“驱张”成功
12月3日,新民学会会员、学联负责人和毛泽东、周世刊、蒋竹如等,聚集在白沙井枫树亭湖南一师的国文教员易培基(毛泽东1917年组织学生志愿军成功保护学校,深得同为湖南一师教员的易培基和易白沙兄弟赏识和器重)家开会,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省内外力量开展“驱张”运动。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他向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北京五四运动在六月下旬取得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成果,湖南“驱张”具备了条件:青年学生的愤怒,全省人民的愤怒,全国舆论的抨击,直皖两系军阀内杠的斗争,都使张敬尧完全陷于孤立,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特别是这次张敬尧镇压爱国运动,取缔报刊、停发教育经费、侮辱学生,更是引火自焚的举动。必须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把张敬尧赶走。同时,针对当时部分教师和学生对罢课、“驱张”抱着怀疑观望态度的情况,确定通过教师中的进步组织健学会,认真做好这些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工作。会后,毛泽东找到健学会的骨干陈润霖、张孝敏、易培基、赵鸿钧等有威望的校长、教师商量,由健学会召集会员开会,统一对罢课“驱张”的认识。同时,毛泽东还找学联负责人和各校学生代表开会统一认识和行动,大家决定组织“驱张”学生请愿代表团赴北京请愿,要求撤惩张敬尧;各校在12月6日一律罢课,同学自动回家,不许走漏消息;长期罢课,张敬尧不离湖南,学生不回校;各校代表向学校当局交涉退还伙食费,作为学生回家旅费。 第一师范的学生代表张国基、蒋竹如从学联开完会回校后,当晚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通过学联的决议,并由大会选举蒋竹如和钟秀两人赴京请愿代表才代表。会后,蒋竹如等向学校交涉,退出学生入学时所交押金,作为罢课回家的旅费。12月6日,湖南一师学生全体罢课,各人捆好行李回家。其它学校积极响应。学联代表中学以上的学校一万三千多学生发布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宣言。 学生总罢课后,由于健学会的中坚作用,以及毛泽东、何叔衡、罗宗翰等在教育界工作的新民学会会员活动的结果,长沙73所公、私立学校的教职员紧跟着学生总罢课之后,宣布湖南教职员1200人总罢教。教师总罢教对张敬尧,自然是比之学生罢课更加难堪、打击更加沉重。 总罢课、总罢教成功之后,随即进行“驱张”的具体活动。这时形势愈加紧张,张敬尧侦骑四出,威胁、收买教育界人士,流传种种谣言。学联、新闻各界的坚决“驱张”人士,利用五四运动时成立的湖南各界联合会以统一行动。毛泽东参加了各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他认为,这时是实行湖南民众自决、各界民众大联合的绝好时机,只要能在省内外开展一个坚决的持续的“驱张”运动,必将促进张敬尧同各方面矛盾的发展。在总罢课、总罢教的基础上,其他各界群众一定能逐渐发动起来,同“张毒”作斗争。经学联和各界联合会开会,商定了这样几个办法:一是组织“驱张”代表团,每校派学生代表2人参加,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常德、郴县等地作请愿活动,一方面扩大“驱张”宣传,一方面利用张与吴佩孚、谭延闿的矛盾,从军事上压迫张敬尧。二是每校教职员代表分别参加并率领各代表团。三是一部分人留在长沙,继续组织学生和团结省内人士作“驱张”活动,并负责与外地代表联络。何叔衡、夏曦留在了长沙担此重任。 “驱张”代表团于12月初分途出发,毛泽东率领的“驱张”请愿团,7日到达武汉,集中在武汉明德大学讨论修改毛泽东起草的《“驱张”宣言》,并在武汉发表。《“驱张”宣言》,很快在省内外掀起了“驱张”高潮。12月16日,为欢送蔡和森等30余人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绕道来到上海。他穿着一身褪色的长袍,中分的长发,来到环球中国学生招待所与大家座谈,讨论此次“驱张”形势,以及展望赴法勤工俭学的前景,针对中国实际,鼓励大家多引导女同志去,使更多的女性得到解放。18日,“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邓中夏等到车站迎接,并安排他们住在北京大学三院附近的马神庙。北京成了湖南“驱张”的大本营,代表团通过范源濂等湖南在京社会名流向当时总理勒云鹏面呈控诉张敬尧的十大罪状。勒无权,虚与委蛇。在京期间,毛泽东和代表们冒着北方的严寒,不顾满街冰雪,每天各处奔走联络,向湖南在京学生、议员、名流、绅士宣传“驱张”意义,发动他们参加“驱张”的斗争。毛泽东主持“平民通讯社”专门报道“驱张”活动,每天把150余份揭露张敬尧罪行和“驱张”运动的消息,送登京、津、沪、汉各地的报纸。 在发动“驱张”运动中,毛泽东和“辅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辅社”的全称为“辅仁学社”,取“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它是湖南学生的社团之一,成员有30人。当时有部分“辅社”社员在京读书,因受新思潮的影响,常在北京大学活动,毛泽东主动与他们联系,发动他们参加“驱张”运动,北京大学邓中夏等,也积极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辅社”在京成员参加了“驱张”斗争,并成为这一斗争的重要力量。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罗章龙、和“辅社”在京成员,在陶然亭集会,商讨“驱张”斗争,探求救国道路。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古槐前摄影留念。经过赴京“驱张”代表团大力广泛活动,成立了湖南旅京各界代表团联合会。1920年1月28日,湖南公民请愿团、湖南教职员代表团、湖南学生代表团发起了千余人请愿示威,高举“代表三千万湘民请名”、“与张俱亡”等40余种标语。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答应“驱张”的要求。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在请愿示威的强大压力之下,不得不出来接见请愿代表,并表面应允研究代表们的要求。分赴各地的“驱张”代表团的活动,也取得了强烈的反应。京、津、沪、汉等地的舆论界,一致支持湖南人民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湖南学联负责人彭璜领导的新民学会会员赴上海“驱张”代表团,于1920年2月 29日创办了《天问》周刊,作为“驱张”宣传的机关刊物。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许多省市的学生联合会纷纷发出电函,声讨张敬尧,使“驱张运动”扩大为普遍的反对封建军阀的宣传。但这种“呼声革命” 对沆瀣一气的北洋军阀来说是行不通的。在北京斗争的几个月,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北洋军阀内的派系斗争的尖锐。于是他召来上海的“驱张”代表团团长彭璜、衡阳的代表团团长蒋竹如一起去保定面见直系军阀实力派曹锟,试探底细。会见后毛泽东决定利用军阀内部矛盾来个武力“驱张”,如是把工作重点转为利用武力上。由于吴佩孚驻在衡阳,谭延闿的湘军驻在郴州,毛泽东决定抽调骨干力量到湘南策动武力“驱张”。自己把“平民通信社”交个罗宗翰负责后,毛泽东也决定南下。由于当时萧三等人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再次来到上海,这是毛泽东第三次到上海。一为会友送行,二为与旅沪的湖南人商量“驱张”胜利后,湖南向何处发展等问题,当时湖南一师校长孔昭绶等人都在上海。这时,毛泽东从军阀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已预见湖南的“驱张”必然胜利,心情比较好,加上他喜欢游学,如是沿途进行了游览考察,去了曲阜孔庙和冯玉祥隐居地等。可是,到了浦口已身无分文,连仅有的一双鞋也被小偷偷走。戏剧性的是天无绝人之路,他在车站外碰到了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老同学李声懈。老同学给了他一笔钱,毛泽东多年后回忆起来一直称其为“救命菩萨”。 湖南由于张敬尧与驻衡阳军阀吴佩孚的矛盾,吴率兵由衡阳顺江北下,与直系军阀统一力量以压迫皖军。吴由衡阳退兵时,早同谭延闿、赵恒惕默契,吴兵退一步,湘军进一步。5月27日吴兵过长沙,张部不战而退。6月11日,张敬尧自长沙仓皇逃走。26日,张部全部退出湖南。经过10个月的努力斗争,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至此得到了完全的胜利。“驱张”运动的胜利,大大地壮大了湖南人民的革命力量,同时对全国的民主革命势力,也起了鼓舞作用。 “驱张”运动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发展,是反帝反封运动在湖南的具体体现,是毛泽东民众大联合思想的成功实践。他把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动员起来、联合起来,在运动中培养了一批革命志士,新民学会在长的全部成员、湖南一师的绝大部分师生都投入了五四运动、“驱张”运动,如湖南一师的教员易培基作为绅商学界总代表、陈昌、杨树达等都积极参如其中,易培基把自己的家作为了“驱张”运动的联络点。“驱张”胜利,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到如何改造湖南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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