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张汉平 于 2018-7-21 17:34 编辑
转者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领袖毛泽东就是一颗永不熄灭的红色火种。在建党建军建囯的纪念日子里,转此文供网友分享和对他的怀念。青年毛泽东的五年：从学生到中共中央局秘书
——纪念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和新民学会成立100周年
摘要：今年是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和新民学会成立100周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度。中国近代晚清以来的重大社会事件中都留下了湖南第一师范人的踊跃身影。五四运动也不例外，五四运动在湖南如火如荼进行了一年余，直到“驱张”成功。其主要领导者就是湖南一师人毛泽东和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会员是五四运动湖南的主将，而新民学会骨干会员基本都是湖南一师学生，湖南一师广大师生参与了五四运动湖南的活动，成为这股历史潮流的主流力量。青年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后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在苦苦求索中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成为全国建党先驱，出色主持湘区工作，到1923年当选中共中央局五人成员，任中央局秘书调上海工作，短短五年，青年毛泽东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中共的最高领导成员。
六、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彭璜等12位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聚会，为新民学会第三批赴法勤工俭学的6位会员送行，并商议学会工作。上海半淞园会议要求法国新民学会会友定期集会，组织座谈，并由萧三把这个精神带了到法国。据此， 1920 年7月5日至10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十五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会，通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现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争论。会议委托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等。蔡和森自1920年春到法国勤工俭学以来，亲眼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更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猛看猛译”,思想上的震动和变化很大。在反复比较后，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这就是，中国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建立共产党。蔡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 1920年6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会。8月，上海小组决定由陈独秀、李汉俊邀约各地共产主义者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不久，毛泽东收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委托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建立同样的共产主义组织。其后，毛泽东又接到蔡和森、萧子升、李维汉的信。萧子升的信写于8月初，他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蔡和森的信写于8月13日，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其中，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的情况，蔡和森在信中写到：“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1920年秋，毛泽东一方面忙于湖南自治运动，一方面暗中秘密开始物色人选组建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他把陈独秀、李达的来信给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个别会员讨论。接到蔡和森、萧子升、李维汉的信已到11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之际。毛泽东遭赵恒惕控制的省议会诬陷，被省警察厅传唤。彭璜被通缉出走。这促使了毛泽东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于12月1日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会友写了长达四千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作出明确的选择：“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是他从无情的实际生活中得出的结论。 11月底，毛泽东还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把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并在一些信件上写了提要或按语，在12月间印制出来。这是对他和新民学会两年多来思想探索的道路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回顾。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一封讨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信件上加写了一段重要的话：“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这些运动之外的“主张”是什么呢?11月25日，毛泽东在萍乡的旅途中连写了五封信给向警予、李思安等人，总结“驱张”和“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这段话里已经隐含着毛泽东等已在秘密组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回忆中使用过“马克思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随后，萧子升于1920年12月底回国，又带来蔡和森于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解，决心另辟道路，另造环境，而要开辟这种新道路，毛泽东认为，首要的是在同志中要有一种主义的结合，“人格要公开，目的要共同”，“总不要使我们意识中有一个不得其所的真同志就好。”组织“真同志”，实行主义的结合，毛泽东这个思想和远在法国的蔡和森不谋而合。 在陈独秀的重托和指导下，在蔡和森的大力推动下，毛泽东在湖南加快了建党的步伐。经过1920 年11月的紧锣密鼓的前期工作，经过慎重物色，12月初,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 6 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秘密中宣告成立。关于建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这个时间的认定,我们还有其他的佐证材料。萧子升认为是1920年冬天，“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认为是1920年11月。毛泽东1920年11月26日写给罗学瓒的信中记载道：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争辩，听了罗素在长沙的演讲，立即与彭璜、易礼容等人有极详之辩论。还有新民学会会员陈启民、周世钊回忆，毛泽东11月接到蔡和森8月来信后，找他们商讨意见，并要周来抓建团的工作，但两人表示要继续升学，而放弃了建党建团的伟大事业。综上材料也可以分析应该是1920年12月初建立的。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新民学会中成立，这是比新民学会更进步的组织，新民学会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想新民学会更多的会员加入到共产主义小组来。1921年1月，毛泽东和何叔衡约集了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新年会议。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十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长沙学员新年大会。会议是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召开的，但讨论的话题却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目的的宏伟蓝图。毛泽东在会上报告了1920年五月上海半淞国会议以及七月在法会员召开的蒙达尼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问题上展开了和法国蒙达尼会议相类似的争论。在讨论中，何叔衡说：“我“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上二十年的教育。“毛泽东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他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非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看说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事，故最宜采用。”新民学会会员在信仰问题上开始出现分裂。一部分会员如毛泽东、何叔衡、陈子博、彭璜、陈昌、易礼容等主张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和世界。另一些会员则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以萧子升为代表，主张用温和的教育的方法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有的会员犹疑动摇于二者之间。这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道路问题的争论，由于它在学会生活中还是初次出现，矛盾还未展开，故没有影响学会在组织上的统一。在毛泽东和蔡和森领导下，新民学会发生了质的飞跃，即发展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 1921年，新民学会在1月16日、2月20日召开第二次、第三次常会后就没有再召开会议。这种思想信仰的分化，随着前进的运动而日益加深，2月25日萧子升回到长沙，毛泽东等苦劝萧子升没有结果，毛泽东最后生气了：你当你的绅士，我走我的独木桥。新民学会核心层信仰无法统一，两位密友因道不同而分道扬镳，最后引起学会会员在组织上的分化，以至整个学会(包括留法部分)的消亡。以后少数会员成为共产主义小组核心成员，一部分会员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有部分会员继续求学深造等。新民学会完成历史使命后自然消亡，她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团体，但孕育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锋。后来学会74位会员中先后加入共产党的有31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夏曦、李维汉、蔡畅等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30多人从事教育和科技工作，并同情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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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21 17: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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