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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年团员到铁杆汉奸(一) ──丁默村其人其
脱离革命 丁默村,又名丁勒生,1903年生于常德市大高山街。其父略通文墨,以缝纫为生,兼裱字画,家道小康。丁幼时就读于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毕业后,未能考入中学。1921年下半年,年轻气盛的丁默村只身前往十里洋场的上海闯荡。 早在1920年8月,上海就建立了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进行半公开的革命活动。丁默村到达上海后,积极参加青年学生运动。不久,他便与“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即上海团小姐)取得了联系,并由施存统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春,丁默村持团组织介绍信回长沙与中共湖南支部取得联系后,被派往常德省立二师组建团组织。他首先邀集进步学生蒋希清、严正谊、姜见善、许和均等十多人组织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又在此基础上筹建常德团组织,并建立了团小组,由丁默村自任组长。1922年6月,团员发展到35人,小组扩大成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蒋希清任书记。在此期间,丁默村曾多次向团中央汇报建团工作。 1922年10月13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委改选,丁默村担任团的书记。1923年4月,执委再次改选,丁默村失去了书记一职。对此,他愤愤不平,极为不满,与新领导人公开闹矛盾,“致使组织涣散”。1924年1月,丁默村谎称去长沙汇报工作,其实他是出走到上海,叛变革命,开始其反动的生涯。这一年,他加入了国民党。
上海发迹 丁默村第二次来到上海,先与叶开鑫创办了江南学院,由叶任院长,丁任副院长。此时,丁在上海尚未站稳脚跟,不敢在政界抛头露面,一心在等待时机,寻找靠山。1926年,丁默村来到广州,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办事员。为配合北伐,调查科科长陈立夫指派他去上海策反北洋军阀的3艘军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丁默村认为时机成熟,便积极投靠蒋介石,追随陈立夫、陈果夫“CC”派,开始了破坏革命、屠杀革命人民的特务生涯。 1932年,丁默村担任了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小组组长,在上海文化界进行特务活动。他与李士群(大判徒、汉轩,后被日本宪兵毒死)等在“万春坊新光书局”编辑《社会新闻》,公开用无中生有、信口雌黄的卑鄙手段,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进行污蔑和诋毁。 1934年,“调查科”改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队”。同年,蒋介石为了统一特务组织,在军事委员会内设“调查统计局”,丁默村当上了第三处(邮电检查处)处长,与戴笠(二处处长)、徐恩曾(一处处长)齐名。抗战前,他一直在蒋介石手下任职,抗战开始后,丁默村曾在汉口奉陈立夫之命,“招待”中共的判徒张国焘。戴笠出于对丁默村的嫉妒,向蒋介石控告他贪污招待费,使他遭到追查。1938年8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撤销,丁默村失去职务,仅在军事委员会挂了少将参议的空名。因此,他闷闷不乐,托词到昆明“养病”。
投靠日寇 1938年12月,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发表了响应日本近卫声明的“艳电”,从此打起所谓从事“和平运动”的旗号,公开充当卖国贼。 “艳电”发表后,日本侵略者着手建立一支汉奸队伍,作为扑灭上海抗日力量的别动队。在上海专为日本大使馆搜集情报的李士群,此时被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启用。这对李士群固然是个飞黄腾达的极好机会,但他深知,自己在蒋介石的圈子里没有地位,凭他个人的力量难以建立起特工队伍。他决心拉丁默村入伙,以壮大声势,便派丁默村的同乡翦建午专程到昆明相邀,并许丁默村做前台“经理”。处于失意中的丁默村,对李的邀约正中下怀,欣然应允,遂于1939年1月回到上海。 为了获得日本军方的支持援助,1939年2月初,丁默村与李士群拜见了日本“反华特别委员会”负责人、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贤二。会见时,丁默村大谈如何消除威胁,如何建立一支庞大的特工队伍,并请求援助。土肥原对丁默村的计划极感兴趣。第二天,派其助手晴气庆胤来到丁默村的住所,进一步了解情况。一见面,丁默村就拿出了一份《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所列内容包括:一、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及其下属10个党部和各学校、各团体、各工会中的特别党部;二、青年抗日会、妇女抗日会、人民阵线等;三、指挥上海周围游击队的机关──江南游击总司令部;四、国民党的主要特工组织蓝衣社、CC团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并对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力量及经费来源等作了详细说明。这些机密情报是当时日本方面无法收集到的,晴气如获至宝,惊喜万分。丁默村又乘机拿出了一份《上海特工计划》,计划详细写明了特工方针、组织机构、工作要领、据点设置等等。当天晚上,晴气直飞东京向大本营请示。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对此十分重视,为了稳定上海局势,镇压抗日风潮,决定把丁默村、李士群的特工计划作为整个“汪工作”的一部分来考虑。2月10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下达了《援助丁默村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同意每月给经费30万日元,并拨给手枪500支,子弹50000发,炸药500公斤。自此,上海特工部正式成立,由丁默村任主任、李士群任副主任,直属日本大本营领导,地址设上海大西路67号。同年8月,以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成立,这个组织又划归“梅机关”指挥。
合流汪伪 丁默村的特工组织建立后,立即招兵买马。一些臭味相投的党棍、恶霸、蒋帮特务、地痞流氓、马路政客、失意军人纷至沓来。丁默村当时尽管势力不小,但仍不敢公开打出投降日本侵略者的旗号。于是,他又与日军交涉,获准在大西路67号悬挂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遗像,另外,他还诡称“和平运动”是“以和平求和平”,是为了尽快统一中国,从而增加了对国人的欺骗性。 丁默村尽管地位较高、又具有特工才能,但因工作环境和条件所限,知名度不高,要想成大气候自感不易。其时,汪精卫发表的“艳电”已明显表露了汪的投日决心,经汪曼云(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后加入特工总部)建议,丁默村决定与汪精卫拉上关系,以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丁默村在陈立夫、陈果夫“CC”派编辑《社会新闻》时,曾对以汪精卫为头子的“改组派”破口大骂过,双方历史成见很深,因此要联系上也很难。 丁默村在如何与汪精卫联系的问题上,颇费了一些脑筋。经过考虑,他决定先找周佛海。周佛海曾在国民党中央任较高职务,与“中统”、“军统”关系都较密切,丁默村便决定通过他与汪精卫集团挂钩。出乎意料,由于周佛海事事怀疑、处处戒备,丁默村派去香港与周佛海联络的人,始终与周佛海接不上头,未有如愿。 丁默村又只好重新考虑接头人选。正巧汪曼云要到重庆蒋介石的第二期“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受训。丁默村首先把汪拉入了特工队伍,又托他途经香港时把1000元钱交给周佛海。本来要丁默村投靠汪精卫,就是汪曼云出的主意,所以汪很自然地满口答应了。几天后,汪曼云在香港亲自将丁默村的信交给了周佛海,并详细介绍了丁默村在上海的活动情况。周佛海听了非常吃惊,便说:“默村既有信来,我可以见一面。”就这样,几经周折,丁、汪联系渠道终于沟通了。汪精卫正用人之际,经周佛海出面说合,又见这批人是按日本方面的意见前来投靠的,也就同意接纳。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一行抵达上海,日本侵略者授意丁默村、李士群前去拜见汪精卫,正式商谈两者联合的条件。丁默村首先提出要承认他所指挥的特工组织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简称特工总部),10月以后,由汪精卫供给经费;其次,如成立新的中央政府,要给丁默村、李士群等人内政部长、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等几个席位。条件之苛刻,使汪精卫不知所措。汪与另一些人商议后,表示对第一个条件可以接受,对第二个条件,则只同意把警察行政从内政部分开,另成立了一个警政部,部长、次长可由丁方指定。丁默村对这个答复不满意,他特别执拗地要求上海市长的位置,后在李士群的再三劝说下,才放弃这个奢求。 随着特工组织人数增加,活动范围扩大,大西路67号已不适应了,丁默村等把总部搬进了极司非尔路76号,从此“76号”便作为汪伪特工总部的代名词出现在上海。 1939年9月5日,在汪精卫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正式成立汪精卫国民党中央党部,丁默村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从此,丁默村把汪精卫作为靠山,而汪精卫则把丁默村作为鹰犬,狼狈为奸,在上海为非作歹,祸国殃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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