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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容忽视的重要的中共党史人物何资深 永志 何资深（1898—1961）
何资深(1898一1961)，又名资琛、智琛，字之瑜，湖南安乡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共湖南省委连续出席党的第五次、第六次代表大会，历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湖南省委常委，代理湖南省委书记，山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和毛泽东一起参与策划秋收起义；追随陈独秀，托派党中央重要领导人；抗战期间，代表北大校友会，照顾陈独秀的晚年生活，陪伴陈独秀走完人生最后里程，是陈独秀遗嘱的执行人。
何资深早年先后在湖南长沙和江苏南京读书。“五四运动”在长沙，担任长沙学生会领导，领导反政府的学生运动。和毛泽东相识，两人曾就物色进步青年改造社会进行几次深入交谈。其父亲何养模，清朝末年留学日本，结识李大钊。何资深带着父亲给李大钊的介绍信到北京大学读书，就读历史系，与罗章龙同班。 在北大读书期间，何资深参与领导群众和国家主义派作斗争,双方甚至动武。一次他领导群众打败了国家主义派，把李璜赶下台来。1924年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下半年，赵世炎回国，在北京领导党的工作，很佩服何资深的领导才干。1925年2月至10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组织部负责人。罗亦农回国后，在北京办党校，何资深参加学习。 1926年“三一八”事件后，北京大批干部南下广州，秋天，何资深也从北京回长沙，李维汉派他办党校，借鉴罗亦农办党校的经验，工作很有声色。党校结束后，1926年11月至1927年5月，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湘潭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他亲自批准枪毙湘潭县土豪劣绅头子晏容秋，罪状清楚，行刑前悔恨地说：“你们枪毙我，罪有应得！”以后，何资深回湖南省委工作。 1927年4、5月间，代表湖南省党组织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大会后，仍回湖南省委工作。“马日事变”，何资深留在长沙坚持斗争。中央派毛泽东任省委书记，何资深任组织部长。两人私交不错，毛泽东在长沙的隐蔽住处，就是由何资深安排的，安排在他已故夫人的娘家。8月16日，何资深参加新改组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8月18日和毛泽东等人一起在长沙城里参加策划秋收起义的“沈家大屋会议”。 秋收起义后，何资深在长沙坚持斗争。他化名“伍桐”，隐蔽在颜昌颐的夫人傅凤君家里。后被叛徒告密，傅凤君被捕，在长沙教育会大坪杀害，何资深逃至上海。上海报纸对此事曾有长篇报道，“伍桐”被写成神出鬼没的神秘人物。秋末冬初，会见秘密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毛泽东，毛泽东返回，为其送行，并馈赠毛泽东亚东图书馆标点的《水浒》和湖南省邮政地图。1928年元旦，罗亦农在上海的家里请客，何资深出席，出席的还有瞿秋白和郑超麟等人，瞿秋白戏称何资琛为“讼棍”，赞扬他在湖南干部中能说会道。 1928年6月，何资深作为湖南省代表团团长，到苏联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并向大会提交《从“马变”到“牛变”》报告，“马变”，即马日事变；“牛变”，牛者，农事也，借指秋收暴动，汇报马日事变以来湖南的革命形势和革命的预期。回国后，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1929年1月19日，因叛徒告密，省委机关遭破坏，他和省委书记邓恩铭等人被捕。7月21日晚，何资深和邓恩铭组织越狱，仅何资深等少数人成功逃脱,邓恩铭却因受刑过重，行动困难，被敌捕回，次年4月5日被杀害。 何资深连夜步行到泰安，找到一位女同志的哥哥买火车票，直达上海。通过中央交通员柏载昆找到党中央。中央安排何资深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还在济南监狱，何资深就知道爱人张以森已经被捕。现在朋友证实，张以森是3月8日被捕，判刑8个月，和其出生不久的女儿在漕河泾监狱执行刑期。张以森出狱那天，何资深和朋友雇了一辆汽车迎接，结果被济难会接走了。李维汉告诉她，何资深正同陈独秀一起进行反党活动，要她与何资深划清界限。张以森坚决要找何资深，一对濒临死亡危险的夫妻终于团聚了。 当时李维汉在江苏省工作，何资深完全站在反对派一边，1929年12月15日，何资深夫妇二人同时列名于陈独秀为主的81人签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据郑超麟回忆，何资深曾和他说到自己的政治观点。在“六大”，党内有三力量互相斗争，即瞿秋白为代表的“当权派”，听国际的话；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全总派”，反对瞿秋白；和以王若飞为代表的“陈独秀派”，更是反对瞿秋白的。李维汉以前是支持陈独秀的，五大后转而反对陈独秀，支持瞿秋白。陈独秀派除了王若飞，还有汪泽楷、任旭。王若飞等人反对瞿秋白执行国际路线，反对李维汉。而何资深支持王若飞仅仅是因为他反对李维汉，对王若飞的其他主张，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因此引起陈独秀派的不满意；汪泽楷也明确表示何资深“不完全属于我们的人”。 1930年3月，何资深参与陈独秀的“无产者社”的活动，负责出版《无产者》刊物（为“无产者”社成员）。该刊封面印有“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等字样，陈独秀写了“发刊宣言”。该刊出版12期，1931年5月停刊。 为了加强中国托派势力，托洛茨基于1931年1月写了《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要求各派联合起来，以陈独秀为领导。同年5月1—3日以陈独秀、彭述之为首的“无产者社派”、以区芳、梁干乔、陈亦谋为首的“我们的话派”、以刘仁静、王文元为首的“十月社派”、以赵济、刘胤为首的“战斗社派”四个托派组织联合召开统一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通过了走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的托派纲领，选举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为总书记，任命何资深为秘书长。郑超麟回忆：“从此，他（何资深）积极参加了托派运动，同陈独秀合作得很好。内部斗争，统一运动，大会筹备，人事安排，等等方面，何资深出了很多好主意，使得运动能够顺利进行。可是，他自己并不想在未来的领导机关中占据一个什么位置。” 出狱后，何资深到老虎桥监狱看望还在服刑的陈独秀，接受陈独秀的安排，和郑超麟一家到安徽绩溪县暂住。何资深动员郑超麟和他一起去四川，到敌人后方去。郑超麟坚持留在上海，二人意见分歧。1938年元旦，何资深只身回湖南，回到老家安乡。4月，到长沙，与在汉口的陈独秀通信。当看到《新华日报》发表文章陈独秀被王明、康生污蔑为日本间谍，何资深从长沙到武汉照顾陈独秀。 胡适编辑在香港出版的《陈独秀的最后见解》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陈独秀离开武汉到四川，何资深相随，在四川江津国立九中教书，受北大同学会之托，照顾陈独秀的晚年生活。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何资深负责料理丧事及善后，并以遗嘱执行人的身份，承担收集编辑陈独秀遗著。1946年夏末，何资深由四川到上海，经楼子春介绍，先在文华影片公司老板吴性裁家做家庭教师，后来被安排到营业部做寓公，不算员工，只管膳宿，不领工资。在上海，何资深秉承陈独秀的态度，与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绝不交往；对于少数派，也仅保持私人情谊。深居简出，过着隐士般生活。他主要工作是整理陈独秀的遗稿。他把音韵学、文字学一类文章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陈独秀的政治性著作，陈独秀也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不敢出版，就编目保存。陈独秀生前的片纸只字他都收集保存。1948年11月28日，何资深把陈独秀在文字学研究余暇写的四篇政治文章和十封书信编成一本小册子，集资出版。他对朋友表露心迹：“我必须赶在上海解放前编好出版，为的是中共来后，向他们证明老先生已与托派各走各的道。”这本书在上海出版，书名《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因为政见分歧，郑超麟参与筹资，但拒绝署名编辑。12月15日，胡适最后飞离大陆去台湾，是从上海起飞的，何资深赶去送他一册。胡适在这次飞行旅途中，为此书写了序言，删去四封信，书名更改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交香港自由中国出版社出版。 1948年年底和1949年初，王凡西、郑超麟等人决定召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成一个正式的党，决定邀请何资深参加筹备工作。何资深同意了。郑超麟说早在1937年8月，他和何资深因为是否到敌人后方去参加抗日意见相左而“绝交”，长时间何资深和陈独秀一样，和“托派”没有任何瓜葛。代表大会于1949年4月27日、28日召开，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举郑超麟、何资深、黄鉴铜、俞碩遗、王西凡为中央委员。会后一个多月，上海解放了。何资深不赞成经常召开中央委员会，凡事由他和郑超麟决定就行了。郑超麟怀疑何资深要做“最后决策人”。私下，何资深向相好的学生表示，要接受中共胜利的事实，寻找一条与中共合作的道路，“合作要有本钱”。但郑超麟不听，“关键就在他身上”。解放后，何资深本人也曾通过民主人士沈尹默向上转交过自传。上海刚刚解放，朱德的前妻贺子华的女儿来找何资深，坦言身世，要求指点今后方向。何资深当即告诉她们：母亲是坏人，她离开朱德后，跟后夫一起做了国民党特务。罗亦农就是由于他们的告密而被捕牺牲的。何资深还为她们出了很好的主意，先去找谁。后来，她们照着他的指点去做，都得到了很好的归宿，并与他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书信联系。 留在大陆的托派重要成员尹宽，1950年10月6日被逮捕。1952年12月22日，何资深随全体滞留大陆的托派党员被捕入狱。1961年，何资深病逝狱中。1979年6月，郑超麟和其他幸免未死狱中的托派同志被恢复了自由。郑超麟晚年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撰写了《怀旧集》等回忆录。
何资深原配袁氏，生子以铭、女以铸；继室张以森，曾是瞿秋白的秘书，毛泽东为之牵线、主婚，有一女，张以森为其取名念难，纪念狱中去世的丈夫。 | 
发表于 2019-1-21 12: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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