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人的笔记与现代人的回忆录
有清一代,文人好写笔记。稍有骨气者,宛若鲁迅所言下笔如投枪如匕首,真可谓枪刺要害,抽刀见血,把当时社会万象写得淋漓尽致,不仅使人大开了眼界,也使旧史官为了大难。如赵尔巽修《清史稿·和珅传》时,虽百般粉饰,但对其贪污数额也不得不用当过曾国藩幕僚的薛福成所写《庸庵笔记》的记载,即便从八亿两减记为二亿二千万两,总算没把他写成如某电视剧中“贪敛而不误国”的干臣廉吏形象。这就多蒙了薛先生《庸庵笔记》的贡献。这样的笔记,其史学和文学价值是永恒的,如今读来仍不乏启迪意义。
随着时移势易,人们已不常用笔记体记事言势,而是写回忆录,这已成为当今一大时髦,尤其是从政者退下来后,不少人也操起笔把往事记入回忆录中(不少是别人代写的讲话和报告文稿),但出的书却不如外国政要的回忆录有人抢着买,不摊派卖不出去。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有的作者走的是旧史官的写作路子,掩盖粉饰歪曲历史真像。不外乎是自我表扬,抬高自己,或文过饰非,阿言论事,加上堆砌文字,假大空话连篇,如同戴斗笠接吻——沾不到边。这样的回忆录,若非现代造纸工业发达,很可能会造成如当年“洛阳纸贵”之灾的。此种回忆录且不说难与清代《庸庵笔记》之类比论,若依此去修史,必谬误子孙后代。
人们并不反对写回忆录,而是希望要写就要写真写实。对自己亲历的功过是非,美丑善恶,人民祸福,经验与教训,皆下笔有据,言之有物,论之有理,实事求是的反映时代演变实迹和发展趋势,给后来者留下可资借鉴的遗产。惟其如此,读者才会花钱去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