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浮山松 于 2019-6-25 21:22 编辑
从农业税终结见证新中国巨变 ——从我的税收生涯看新中国繁荣昌盛之一 图/网络 文/浮山松 时间飞逝，转眼，新中国即将走过70个春秋。回首往事，从我的税收生涯中管中窥豹：农业税的终结见证新中国巨变： 农业税是一个古老的税种，它不仅见证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更见证了新中国迅猛发展和不断强盛的现实。 1976年，我参加税务工作，后调到烽火公社担任财政会计，主管农业税征收工作，就与农业税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对农业税的最初认识始于读小学，刚上小学时，我就经历了“交公粮，卖余粮，爱国爱家爱集体”的爱国主义教育，从而接触到了农业税。 10多岁时，我就加入了“交公粮，卖余粮”的队伍。那时，农村还是大集体，体制属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每年早稻收割晒干后，生产队就要组织社员们肩挑车推将稻谷运去公社粮管站“交公粮，卖余粮”。 “交公粮”就是交农业税，粮食交到公社粮站，粮站不给生产队付款，作农业税上解国库；“卖余粮”又叫交国家定购粮，是各级按水稻面积下达国家收购计划的粮食，不管生产队有没有余粮，都得按计划数量和当时每百斤9元多的粮价卖给国家。由于那时粮食亩产低，不少生产队，交完公粮和余粮后，社员家里就很少有足够的口粮了，只得用杂粮和蔬菜代替。尽管如此，广大农民群众“交公粮，卖余粮”的爱国之心不减，毫无怨言地为国家交公粮和卖余粮。 当时，生产队实行按劳计酬评工分，社员按“交公粮，卖余粮”的多少评工分。为了多争工分，我父亲就用小独轮车推着去交，每车装上两个大麻袋约300来斤的稻谷，由于道路不好，坡陡沟多，我就去帮助拉车。拉车时，我在车头系上一根2、3米长的绳子背在肩上，平路上，我在车前牵着绳子跑，上坡过沟时，我就背上绳子使劲地往前帮助拉。那时天气特别热，气温特别高，路上象火烧，乡村没有水泥路，泥土道路上走出一寸多厚的灰尘，滚汤滚汤的。由于没有鞋穿，只好穿草鞋走路，有时连草鞋都没有穿的，只得打着赤脚。交公粮走路远，脚上经常汤出或硬出岩僵泡，疼得要命。 那时，农业落后，粮食产量低，早晚稻双季亩产不过500－600斤。大队年年喊，亩产要跨纲超过800斤，可是喊叫了多少年，就是跨不过。文化大革命时期，最好的稻谷品种叫“农垦58”，但村里却流传着一个民谣：“农垦又五八，亩产二百八，割稻又豁胯，煮饭更不发”。 我读初中时，读过一首《山中寡妇》的唐诗，有两句“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反映了晚唐封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压迫，至今记忆犹新。从而加深了我对农业税的认知，更懂得了自古皇粮国税不可少。我调公社主管农业税征收工作后，倍加重视征收工作，主动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废寝忘食地深入大队、生产队摸底子，查情况，督促大队发动各生产队及时将公粮上交公社粮站，将粮款划入财政所，我再上划县财政金库办理农业税入库。 那时的粮价每百斤已经涨到15元多，烽火公社每年征收农业税30多万元。我在烽火工作了三年，在这三年中，公社连年提前完成农业税征收计划，受到了县政府的表彰。当时，社会上流行“单车、手表、缝纽机”三大件时尚商品，因此公社连续三年都获得县政府一部自行车的奖励。 农业税收一直以来都是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农业税收为春秋时期（前594年）鲁国实行的“初税亩”，汉代叫“租赋”，唐朝称“租庸调”，国民政府时期叫“田赋”。农业税一直被人们称之为“皇粮国税”。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税收曾经是国家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就临澧县（见《临澧统计年鉴》）而言：1978年，全县农业税收入196万元，占全县财政总收入631万元的31%，到2000年农业税收入增长到1540万元，但占全县财政总收入8241万元的比重却下降到18.6%。以后多年都维持在这一征收水平。 2006年1月国家废止《农业税条例》，全面取消农业税，在我国沿袭了2600年之久的农业税这一传统税收，就此终结了其历史使命。2018年，临澧县全年的财政总收入达到8.76亿元，若按取消时的农业税收入1540万元计算，比重已降至1.7%。
如今,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强盛，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还从2004年起，全面实行粮食直补，国家对农民种田，按种粮面积进行资金补助，每户农民每年都能根据各自种粮面积的多少，领到上千元甚至更多的种田粮价补贴。据了解，国家每年用于粮食直补的资金，均在100亿元以上。就此可见，我们伟大的新中国正一天天的发展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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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25 21: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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