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哲学思考强化自己人生的主观能动性。 刘禹锡以革新的战斗精神,批判了天命神学世界观,总结了先秦以来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其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从内容、体系、战斗性、科学性方面看,不仅在唐代最为突出,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也以其创造性理论建树占有独特地位。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是《天论》,《问大钧赋》《何卜赋》《鉴药》《儆舟》《因论》等,也富有哲学思想。 “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这是刘禹锡在其哲学著作《天论》上篇开宗明义的话。他认为天并不是一定要胜过人的,因为只有当人不能主宰自己命运时,就将原因归之于天命;但人确是力图胜过天的,因为天没有意志,人通过努力可以胜天。在《天论》中,刘禹锡还提出了“万物乘气而生”的自然观和“数存而势生”的规律观,认为宇宙中的一切物质都是由“气”生成的,“空”“无”也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态。所谓“数”“势”,是指物质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万事万物都有各自的规律,其产生发展变化的趋势存在于物质运动中。在《何卜赋》中,刘禹锡对事物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物必反焉”和“主张其时”,即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而事物的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在《问大钧赋》中,提出宇宙万物“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运动不息,变化不止,是事物的常态,而且这种变化是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儆舟》提出了辩证法的矛盾概念,即事物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鉴药》提出了“过当则伤和”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则。《因论》七篇,着重从事物的两个方面探讨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系统地阐发了事物因果相关、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 认识是一切思想行为的根源,刘禹锡性格的形成,思想根源在于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唐代文学家中,诗人多,思想家少,而刘禹锡能二者兼得,且其理论水平之高,历代公认。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的一次谈话中,肯定了刘禹锡的唯物主义思想,还特别推崇《天论》。其《天论》三篇,理极纯正,阐说圆融,议论精微,纵横捭阖,生动流畅,不愧精金粹玉之作。他所提出的“天与人交相胜”的哲学命题,闪耀着朴素的唯物主义火花,超越了柳宗元《天说》的认识水平,也超越了韩愈的思想高度,正如他在文中交待:“余之友人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析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 在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指导下,刘禹锡往往能从消极不利的现实中,找到积极有利的因素来激励自己,从此淡化对困厄穷愁的伤感,开阔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在诗文中表现出一种通脱达观的态度,因而也就有了“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莫道恩情无重来,人间荣谢递相催”(《秋扇词》)、“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人生不失意,安能慕知己”(《学阮公体三首》)、“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浪淘沙词》)等等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名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