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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肩担道义 血汗著华章 ——常德革命老区发展史简述 常德位于湖南省西北部，辖区几经变更，新中国成立前，常德地区辖有常德县、桃源县、临澧县、石门县、慈利县、澧县、安乡县、南县、华容县；新中国成立初，还包括益阳等，1952年汉寿县划入，1962年11月南县、华容县划出，1988年12月慈利县划出。今常德市为省辖市，辖2区6县1市，即武陵区、鼎城区、汉寿县、桃源县、临澧县、石门县、澧县、安乡县、津市市。总面积18.190平方公里，人口605.3万人。 常德历史悠久，据考察早在8000多年前，这块土地上就有先民修筑城池、种植水稻。文明史源远流长。 常德地理位置特殊，北抵湖北省鄂西，南连益阳接长沙，东濒西洞庭湖入长江，西邻湖南湘西通黔川，西北有武陵、雪峰两大山脉绵境，东南有洞庭湖水网布乡，沅、澧二水从西至东贯穿全境，自古水陆交通便利，因此，素有“荆楚要地、黔川咽喉、湘西门户”之称。 常德地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常德人民有着追求真理、敢为人先、不怕牺牲、吃苦耐劳、勇于创新、乐于奉献的精神，无论是为新中国的建立还是为社会主义建设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写下了光耀千秋的历史。 拼将热血沃中华 二十世纪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国家、民族和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被三座大山压迫得喘不过气来。这一时期，常德是一方革命的热土，是红色的革命老区，无数革命英烈为了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民的解放，寻求出路，敢于担当，不懈斗争，前赴后继，在中国近代史上，常德人民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了动人心魄彪炳千古的壮丽篇章。 在这近五十年间，常德人民的革命活动，经历了推翻封建帝制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贯穿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在推翻封建帝制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常德出现了一批走在全民族前列的民主革命英杰，如著名于世的民主革命家林伯渠、宋教仁、蒋翊武、刘复基、林修梅等。除林柏渠后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外，其他几人都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献出了生命。他们是常德人民的骄傲，常德人民为推翻封建帝制和辛亥革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五四运动前后，常德各县在外地读书的热血青年，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纷纷接受新思想，传播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成为一代求新求变的先行者。常德县青年赵必振就是率先译介马克思主义的突出代表。1902年，他在上海翻译出版了日本辛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这是中国早期批判帝国主义的译著。1903年，他又翻译出版了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这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因此，赵必振被誉为“中国译介马克思主义第一人”。1906年桃源人宋教仁先后翻译了《一千九百〇五年露（俄）国之革命》《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介绍《共产党宣言》和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创立、发展及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革命活动。临澧县林修梅在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中，阅读了李大钊、陈独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一些马克思原著后，从1918年起，先后发表《精神讲话》《社会主义的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农工军组织大纲草案》等演讲和著作，向国民介绍马克思主义。他在《社会主义的我见》一文中说：“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派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今日社会情况最合适。”“社会主义是世界人类的救星” “我们唯一的方法，只有把社会主义实现起来”，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 津市的朱务善在北大读书期间，受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不仅阅读大量宣传革命思想的文章，而且认真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列原著。1919年9月起，他在李大钊的帮助和指导下，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1920年3月，他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与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北京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朱务善由李大钊、邓中夏介绍加入这个组织。临澧的林伯渠于1913年因在湘参加反袁斗争失败后逃往日本，结识了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十分钦佩李大钊的博学多才和崇高的革命情操。他后来追随孙中山，在遭受多次斗争失败的伤痛后，受到李大钊的影响和指导，在阅读了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和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后，坚信马克思主义才是拯救中国和人类的唯一真理。1920年春，他在上海接到李大钊从北京寄来的信，信中说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党，介绍他去见陈独秀。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加入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林伯渠和朱务善都是中共“一大”前全国58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 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常德有一批在外地学习或工作的进步青年追求真理，阅读马列著作，信仰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们纷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或中国共产党。安乡的颜昌颐、澧县的罗宁、汉寿的许之桢、詹乐贫、邓洁、慈利的朱莽、常德县的鲁易等都先后于1922年、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分别把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火种传播到家乡。 常德城内最先得到马克思主义传播。湖南省立第二师范（简称省立二师）、省立第二中学（简称省立二中）和桃源省立第二女子师范（简称省二女师）等学校的进步师生，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革命的先导作用。1922年省立二师（今常德市一中）的进步学生在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及湖南省团组织联系后，发起组织湘西北第一个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省立二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学员们不仅自己认真学习，还积极发展会员，又通过多种方法和途径宣传马克思主义。自此，马克思主义在湘西北开始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湘西北党团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正是从研究会的成员中涌现出了湘西北第一批党团员。1922年6月，常德创建了湘西北第一个团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1922年下半年和1923年上半年，常德有一些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3年初，经中共湘区委批准，成立党团混合支部——中共常德支部，支部书记先是丁勒生，后由蒋希清接任。这是湘西北创立的第一个党组织，隶属中共湘区委领导。与此同时，桃源省立二女师也在发展党、团员。1922年上半年，二女师邱护云等一批进步学生，由省立二师的团员介绍入团，接着邱护云又在省立二女师发展团员。1923年春，中共湘区委派女党员张维，从长沙来到二女师插班读书。不久，张维介绍优秀青年朱德珍等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为创建桃源党、团组织打下了基础。 大革命时期，常德中共党组织迅猛发展，从地区到县到基层各级党组织几乎都建立起来。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群众革命运动空前高涨。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组织问题决议案》，决定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同年冬，中共湘区委根据中央决议精神，派共产党员谭影竹到常德省立二师建立党的组织。谭影竹在省立二师吸收一批团员为中共党员后，在省立二师建立中共常德特别支部，代号“黄叔夷”，谭影竹任书记，1926年2月，谭调回长沙，中共湖南区委派廖如愿来常德组建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常德地委）。廖如愿来常德后，先是接替谭影竹任中共常德特别支部书记，后在发展更多党员的基础上，于4月，成立中共常德地委，代号“杨芝华”，廖如愿任书记。 中共常德地委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决议和1926年10月中共湖南区委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精神，抓住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有利时机，积极在所属县和能够影响的地方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先后派人到常德、桃源、沅江、澧县、汉寿等县组建党组织，指导安乡、临澧、慈利等县党组织。常德县在常德地委领导下，到1927年5月止，在城乡共建立起29个党支部，有党员380多人。汉寿县在长沙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陈刚、向贤肸、丁基础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回乡，在县城秘密成立中共汉寿县小组，陈刚任组长。5月，李大钊派詹乐贫回湖南又受省委派遣回汉寿加强党小组领导并发展帅孟奇、毛觉民等加入中共。10月，中共汉寿县支部成立，省委特派员邓乾元兼任书记。1927年1月，中共汉寿县委员会建立，詹乐贫任书记。到当年5月下旬，全县党员150多人，分设22个支部。桃源县于1925年建立桃源省立二女师党小组，组长朱德珍。1926年8月，建立中共桃源县支部，书记李璨。11月，将支部扩建为中共桃源县特别支部，书记吴宪猷。临澧县于1925年9月成立以胡球仙为组长的中共临澧小组，1926年10月成立中共临澧支部，书记胡求仙，下设15个党小组，党员多达300多人。石门县于1926年建立中共石门县支部，书记袁东藩，隶属中共湖南区委。11月，根据中共湖南区委指示，石门特支升格为中共石门县委员会，书记袁东藩，隶属中共常德地委，下辖14个支部，有党员130余人。澧县、津市于1926年3月建立中共津市小组，李立新、李玉舫先生任组长。8月，经中共常德地委同意，建立中共澧县支部，书记李立新。1926年11月，中共澧县部委会成立，书记杨杰卿，隶属中共常德地委，下辖12个支部，有党员314人。安乡于1926年10月建立中共安乡县特别支部，书记陶季玉，直属中共湖南区委。1927年初，特支升格为中共安乡县委员会，书记陶季玉，有党员13人。慈利县于1926年10月建立中共慈利县特别支部，书记邹文辉。1927年3月成立中共慈利县委员会，书记邹文辉，建立起4个党支部和一些基层组织。 常德地区从1923年有第一个中共党组织起，到1926年10月，各县都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到1927年元月，全区有中共地方委员会1个、县委4个、部委1个、特支2个。到5月，全区有党员1300多人。 常德各级党组织建立后，领导和组织起了全区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一是建立和发展各种群众革命组织。国民革命北伐军进入湖南后，中共党组织在常德各县都成立了总工会、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在县下的各区乡也都建立起农民协会，把工人、农民、妇女、学生都组织和发动起来参加革命活动。二是指导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工农群众开展史无前例的革命斗争。先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斗争、声援五卅运动、声援省港大罢工、声援万县反英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实行国共合作和支援北伐、工人罢工抵制苛捎杂税、破除迷信、摧毁乡村旧政权一切权力归农会、惩治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清剿逆军与土匪、减租退押、平粜和禁运粮食、查处豪伸逆产浮财、取消附加剥削、实行耕地家有、扫荡封建宗法思想解放妇女、查禁鸦片与赌博等一系列群众革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和反动军阀势力，强有力地解放了工农群众的思想，提高了群众参与革命的积极性。各县参加农会的人数均上10万之众，其声势之浩大是空前仅有。三是领导开展经济文化建设。各县中共党组织在领导工农群众开展紧张激烈的革命斗争活动中，尽可能地开展各种经济文化建设，如各县召开农代会提出经济文化建设方案。临澧县1927年2月27日至3月2日召开的全县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了“限期竣工城河桥案”“续修街道案”“促办各乡平民学校案”“建办农工银行案”等；湖区县加固提垸，1926年冬，汉寿县农民协会发动全县农民维修加固100多大、中、小垸的大堤；兴办消费合作社，常德各县中共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1925年10月《告农民书》和1926年9月《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关于提倡农村消费合作运动的精神，通过农民协会创办农民消费合作社，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许多困难，深受群众欢迎；改革教育，各地党团员带头创办各类培训班、开办夜校，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增加文化知识，兴办学校、改革学校教育，使教育跟上时代节拍。 常德城乡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对推翻旧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正当常德党组织领导的工农大革命轰轰烈烈向前发展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紧接着长沙的“马日事变”、常德的“敬日事变”相继发生。国民党反动派及地方反动势力紧密勾结，先后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残酷镇压群众革命运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安乡县在长沙发生“马日事变”的当天，一向伪装革命的县长易凤祺串通县团防队长张玉龙，诱骗中共安乡县委书记陶季玉至官垱杀害，随即围攻中共安乡县委和各革命团体机关，枪杀共产党员丰其枝，制造白色恐怖。5月24日上午8时，省防军驻常德的独立旅熊震旅部突然下令紧关城门，连同县长公署警备队和警察局稽查队，在城内大街小巷布满岗哨，分兵包围县总工会、县农协会、省立二师、省立二中学、湘西工农干部训练所等所有革命团体机关和学校，实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县总工会30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县农协自卫部长吴承厚及其50多名农民自卫队员都在英勇抵抗中牺牲。省立二师的校长胡佐武（共产党员）、训育主任张仲芬被抓捕后杀害，集合在操坪上的一些进步学生被敌人用机枪扫射。事变时，常德城死伤革命人士和群众达600多人。熊震在常德策划事变的同时，派遣几个营的兵力，分途急驰临澧、桃源，配合当地反动势力也制造了血腥的“敬日事变”。中共桃源县特支书记吴宪猷被杀害。汉寿、慈利、石门、澧县相继在5月25日、27日和月底发生反革命事变，革命机关被捣毁，共产党人遭逮捕、杀害或通缉，一些党组织和革命团体负责人被迫逃离或转移或隐蔽。一时间，整个常德地区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大革命就此失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常德幸存的共产党人从无数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的鲜血中获取惨痛教训，他们面对持续的反革命大屠杀和大革命高潮被打下去的惨景，认清了投机革命者的丑恶嘴脸，看清了反动势力的顽固和残暴，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意志，更加清醒了自己的头脑，决心用隐蔽和秘密的斗争策略奋起反抗。 首先是秘密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反动派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残酷“清乡”清剿，而坚定的共产党员就秘密地重新组织起来进行斗争。1927年6月中旬，中共常德地委书记廖如愿被迫离常返回家乡安化和中共汉寿县委书记詹乐贫会合，根据湖南省委指示秘密组建中共益阳特委，开展益阳、沅江、安化、汉寿4县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7－8月，汉寿首先建立了中共太子庙临时支部，随后恢复中共汉寿支部。1927年8月中旬，中共常德地委组织部长张盛荣将联系上的党员秘密集中在常德城北门外正阳宫开会，成立中共常德县委，张盛荣任书记。到9月，在全县秘密建立起8个党支部。1927年11月，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建立以常德为中心的中共湘西特别委员会（简称湘西特委），派原湖南省委书记、省工委书记彭公达任书记，领导湘西20余县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活动。1927年8月中旬，桃源县重建中共桃源县委，文承宝任书记，全县党员发展到30多人。1927年7月，临澧县重新组建中共临澧县党团混合特别支部委员会，汪毅夫任书记，党员发展到120多人。11月上旬，中共湘西特委派遣邱育之等赴临澧组成了中共临澧第一届县委，县委书记刘汉之。“马日事变”后，中共澧县部委根据中共常德地委的指示，将机关秘密转移至澧县大堰垱镇附近，中共“八七”会议后，更名为中共澧县县委，到1927年底，县委直辖1个区委、11个支部。1927年7月，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共产党员伍佰显受中共湖南省委指派回石门，联系到前县委委员曾庆宣等，重组中共石门县委，伍佰显任书记。1927年9月，中共南华安特委派邓必开回安乡秘密组建中共安乡特别支部，1928年4月特支升格为区委，1928年5月，成立中共安乡临时党团混合县委，邹墨池任书记。津市当时属澧县所辖，恢复了党的支部。同时，为便于开展常德城内工作，1928年6月7日，中共湘西特委决定恢复中共常德县委，罗代周任书记，另建中共常德市委，罗钧任书记。中共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发展，为常德各县革命运动的持续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第二是组织起义，开展武装斗争。中共湘西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决议和对两湖工作的指示以及中共湖南省委作出的《湖南省暴动政纲》和《湖南省暴动计划》，1927年12月，在常德县草鞋洲召开有常德、石门、澧县、桃源、临澧5县党的书记参加的会议，决定进行年关暴动。各县立即行动。常德城区，1928年2月3日深夜，中共湘西特委委员刘泽远率几十名农民自卫军击杀城西郊的三名作恶多端、残害农协领导人的土豪劣伸。常德县，早在1927年9月初，中共常德县委派楚才党支部书记戴修文回家乡文甲区组织300多名青壮年农民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湘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随后又相继组织了渐安区、兴隆区、黄叶岗、同德区等一系列农民武装暴动，有力地反击了敌人的“清乡”行动。汉寿县在常德敬日事变时，就有工农自卫军5000多人，在中共汉寿县委领导下于5月26日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在县城进行拼死一战，后又在金牛山、益阳坚持斗争10多天，后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化整为零分散隐蔽。1927年12月7日，中共汉寿县委书记罗卜组织工农武装暴动，在行动中，被敌人包围，罗卜等6人被捕牺牲。1928年6月，刘泽远接任中共汉涛县委书记后，组建起5个游击小分队，开展割据乡村的武装斗争。1930年，汉益沅联区苏维埃政府和汉寿苏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恢复整编7支共200多人的游击队伍，坚持反清剿斗争。桃源县，从1927年11月开始至1928年5月结束，中共桃源县委先后领导和发动了栖凤起义、青龙寺起义、木塘暴动、桃北暴动和城郊反“清乡”斗争，暴动人数达数千人。这些暴动虽然失败，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临澧县在1927年年关期间，中共临澧县党团混合特别支部连续组织了马家湾、观音庵、高家滩农民暴动，诛杀不法土豪劣绅。1928年2月至1930年底，临澧县中共党组织先后组建起中共二区第二游击大队、鳌山边区游击队、湘西红军游击大队、谭家岭游击大队，与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斗争。澧县在工农自卫军的基础上组建发展由党领导的8支革命队伍，达1088人枪。到1927年10月，尚有6支坚定的武装队伍，748人枪。这些队伍控制湘鄂边界，围剿反动团防，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共处决各类敌对分子47人。在红军离开澧县长征后，留在澧县西部山区的12个游击大队、3个游击支队、16个游击分队，一直坚持斗争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石门县中共县委委员曾庆萱等领导了新关、南圻等年关暴动，杀死挨户团区大队长熊清河等反动分子，惩处了一批贪官污吏。曾庆萱担任中共石门县县委书记后，于1928年5月5日，在中共湘西特委的指导与支持下，与袁任远等领导了闻名的石门南乡起义，当晚击杀了石门反动当局派来南乡抓捕共产党员的8名警备队员，15日又乘胜袭击了驻在夏家巷的南乡清乡委员会团防局。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成立了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创建了以太浮山为中心纵横石门、临澧、常德、桃源、慈利等县200余里的武装割据地。安乡县在中共湖南省委和南华安特委的指导和部署下，成立了安乡游击队，特委委员徐少保指令中共安乡县委书记邱育之任游击队队长，南安县委书记陈逸民为副队长。游击队神出鬼没地活跃在湘鄂边界的南县、华容、安乡、洞庭湖一带，坚持武装斗争达6年之久。游击队在打击敌人的战斗中，牺牲了第一任队长、中共安乡县委书记邱育之、政委刘学礼和第二任队长、中共安乡县委副书记张连翘及队员40多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安乡游击队转入地下。津市不仅组建有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还成立了由南二区双垸乡农协会委员长、中共党员胡彩清为队长的游击队，有队员60多人，坚持斗争4年之久。胡彩清于1931年8月被捕牺牲。 第三是建立苏维埃政府，建设和发展苏区。大革命失败后，新生的革命政权均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中共常德党组织开始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27年11月18日，中共桃源县委委员张祺、共产党员徐才益根据中共桃源县委的部暑，组织几个乡的农民骨干于桃源县青龙寺举行起义，随即在青龙寺召开有9个乡100多名代表参加的大会，成立徐溶熙苏维埃政府，张祺被选为苏维埃主席。同时，建立起徐溶熙苏维埃武装——桃源第十七游击大队，有队员300多人，100多支枪。徐溶熙苏维埃从1927年11月成立至1928年5月失败，存在了7个月，成为一个下辖3个区，东接常德，北毗临澧、石门、慈利、靠近太浮山的武装割据政权。这是湖南省西北部第一个红色政权，也是同期湘鄂西地区秋收起义建立的为数不多的红色区域。1928年8月，在贺龙红四军的帮助下，石门县苏维埃政府在泥沙区泥儿垭成立，首任主席刘勋树。从1928年5月至1932年2月的4年中，中共湘西特委和贺龙红军帮助石门全县建立起8个区苏维埃政府、30个乡苏维埃政府、14个乡农民协会，21个乡实行土地革命。苏区面积约占石门全县的68%，人口21万，占全县人口的64%以上。石门成为湘鄂西苏区的重要苏区县。1928年2月28日，临澧西部边区在组建中共二区委员会的同时，成立二区苏维埃政府。1928年6月，中共临澧第二届县委设七重堰，并秘密成立古峰苏维埃。1928年至1932年间，中共澧县地方组织领导建立了澧县14个区、565个团（乡）基层苏维埃政权，分别占全县的77%、80%。1932年10月初，中共洞庭特区委员会组织部长部光明到汉寿军山铺召开汉寿、沅江、益阳三县党员骨干代表会议，成立中共汉沅益联区工作委员会，同时建立汉沅益联区苏维埃政府，由戴春生任政府主席。汉、沅、益三县分别以乡命名，成立3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同期常德地区其他县也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组织。这一时期，常德地区都属于湘鄂西、湘鄂川黔根据地，并分别属于1930年4月成立的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1930年10月成立的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1934年11月成立的湘鄂川黔苏维埃政府的辖区并接受他们的领导。各县苏维埃政府及基层苏维埃政权成立后，进行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的改革和建设，使苏区的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很大发展。 常德是贺龙红军的重要根据地。贺龙领导的工农红军，正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发展、壮大起来。他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红二、六军团长时间在常德境内驻训、作战和扩军，他创建的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覆盖常德全境，得到了常德党组织和人民的全力支持，使常德成为著名的革命老区。 贺龙率红军征战石门帮助石门两建苏区。1928年2月，贺龙、周逸群等受中共中央派遣，在湘西开辟革命根据地。9月，贺龙率红四军进驻石门磨岗隘，他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委、湘西特委、石门县委联席会议，在听取中共石门县委负责人关于南乡暴动的汇报后，作出了发动石门西北乡暴动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红军在磨岗隘、商溪河一带开展革命宣传，发动武装斗争。9月5日，贺龙率红四军主力从渫阳出发，一夜急行军90公里到达澧县王家厂、大堰垱，袭击当地的团防队和保商团。红军在石门这次战斗的10多天里，牺牲了军参谋长黄鳌、师长贺锦斋两名将领，损失惨重，只好向鹤峰县深山转移，再谋发展。不过红四军在石门、澧县活动期间，召开了30多次群众大会，宣传中共党的政策和革命道理，镇压了一批土豪劣伸，为发展石门、澧县的革命播下了火种。 1928年－1931年，贺龙率红四军和红二军团先后四次进击石门，在石门经历了刘家峪之战、丝茅岭之战、土地垭之战、夹山寺之战、白沙渡之战、瓜子峪之战和贺家台保卫战。帮助石门恢复了中共党的组织，建立石门县、区、乡苏维埃政府，两建石门苏区。石门县作为红军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支持贺龙红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和扩建苏区。 1929年4月16日，红四军1000多人到达石门县子良坪，帮助成立石门红军游击队，委派曾焕之为石门红军游击队总指挥，于5月上旬返回鹤峰苏区。11月下旬，红四军再次来到石门子良坪，伏击了罗效之匪部，处决了一批土豪劣绅后返回鹤峰。1929年5月至8月，贺龙领导红四军游击在鹤峰、桑植、石门、澧县边界。驻在澧县甘溪、金山、闸口一带的红军，领导穷人“吃大户”、分田地、打土豪劣绅。1930年上半年，红四军与红六军会师前在澧县、石门几次驻训并进行战斗。 1930年至1935年，贺龙领导红二军团两次攻占澧县城，三次攻进津市，曾在津市与敌相持7天7夜。红军攻占澧县城和津市后，帮助澧县建立县苏维埃和区、乡苏维埃，苏区人口达45万，约占全县总人口的64%，使澧县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在澧县为民除害救困济贫，处决了澧县城关区区长陈仲南等一批欺压民众、克扣民众救济款的贪官污吏，把没收的粮食、耕畜、衣物分发给穷人。红军在澧县、津市筹得大批粮食、布匹、食盐、药物和10万多块光洋。澧县群众热爱、支持红军，1935年8月，津市力新、协华、智民等书局和石印局的60多名青年工人，开动26部印刷机一连数天加班加点帮助红军赶印《苏联红军战斗条令》《苏维埃布告》等文件宣传品。津、澧500多名缝工日夜为红军赶制军装。有很多青壮年参加了红军。1935年8月27日，红二、六军团攻克澧县县城后，占领了洞庭湖以西广大地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李达还在澧县县城留下了珍贵的合影照片。 1934年10月28日，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从湘黔边境出发，向湘西发动攻势。12月7日，红二、六军团沿沅江东下，向常德、桃源城区进攻。红六军团51团在河洑击溃敌罗启疆独立旅的702团。罗启疆逃往常德城，红军派一个连紧追至常德大西门外乌龙巷。18日，红军多次攻城，罗启疆龟缩城内不敢应战。 1934年12月，贺龙、萧克率红二、六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在桃源吾溪河与国民党罗启疆部展开激战，取得大捷，并占领了桃源县城及县境广大地区。 1930年5月至1935年9月，贺龙的红四军和红二、六军团先后三进临澧，克县城。红军在临澧打土豪、分浮财、做休整，帮助合口镇、新安镇及15个乡建立“革命委员会”并组建起12支游击队，筹集军粮3000石、光洋2万块、制军衣7000余件套。550多名青壮年参加红军。 1934年11月，红二、六军团在湘西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湘鄂川黔省军区和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1935年2月，蒋介石调动81个团的兵力围剿红二、六军团。红二、六军团采取各个击破策略，率主力进军石门，帮助中共石门县委成立了石门县革命委员会。1935年9月，蒋介石调30万兵力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红二、六军团为突破围剿，于11月初，挥师西进，开赴桑植准备长征。红二、六军团此次在石门苏区整训70多天，扩充红军5000多人。石门苏区人民为红军赶制军衣5600套、军被5300套、被单5300件，筹粮12万公斤，筹款16万元。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途径桃源县南部大水田长征。红军在桃源期间，桃源人民为红军筹款上百万元，共有9000多人参加红军。桃源县成为湘鄂川黔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常德人民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在常德遭到破坏，省委委员除王首道、刘革非、张子翼因公外出幸免于难外，代理省委书记蒋长卿等和其他委员及机关工作人员全部遭到屠杀。设在常德的中共湘西特委机关及各联络点于1928年6月遭到严重破坏，特委书记舒玉林、委员蔡以忱被捕牺牲，特委委员刘泽远于8月在汉寿被捕牺牲。常德各县的中共党组织几乎被国民党反动派全部破坏。这一时期，中共常德地区党组织领导人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仅县委书记就有詹乐贫、罗卜、黄承广、刘泽远、严凯成、戴春生、凤碧山、刘汉之、王谦祥、廖柏亭、曾庆萱、张盛荣、陶季玉、邱育之等10多位，被杀害的党的优秀分子、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数以万计。革命英烈们那种无私无畏、英勇不屈的革命牺牲精神，真可谓感天动地、铭记千古！ 抗日战争时期，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破坏的常德各地党组织又开始恢复和建立，但由于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活动严加限制和排斥，因此，中共党组织的成立和发展只能秘密进行，领导的各项抗日救亡工作也是通过进步群众团体来开展。 1938年2月初，中共湖南省工委派秘书帅孟奇来常德秘密开展建党工作，首先发展党员，然后于2月中旬成立中共常德特别支部，许和钧任书记，很快发展党员近百名，建立起4个基层支部。与此同时，帅孟奇两次回故乡汉寿县秘密发展党员，帮助建立起中共汉寿特别支部，毛碧云任书记，下辖6个基层支部。 1938年7月，中共湖南省工委派白荣华来常德组建中共常德中心县委，白荣华任书记，负责领导常德、汉寿、桃源、临澧、澧县5县的地下党工作，并迅速帮助这5个县建立了中共党的地下组织。中共常德县委，书记白荣华（兼），辖7个支部，1个党小组；中共桃源县委，书记戴武孝，辖13个支部；中共澧县县委，书记游玉圃，辖4个区委、17个支部；临澧县有陈二铺、城关镇两个党小组。1938年10月，经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石（首）公（安）工委批准，在安乡成立中共安北特别区委，书记张凤翘，下辖4个支部。 1939年3月底，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常（德）益（阳）中心县委，原中共常德中心县委并入，辖常德中心县委所属的常德、汉寿、桃源、临澧、澧县5县及沅江、益阳2县的中共党组织，书记先后为帅孟奇、文士桢、罗怀恕。除此之外，津市、澧县还有一些基层党支部存在，石门县有1943年9月建立至1945年7月隶属湖北领导的中共虎踏桥支部。其间，因斗争的需要，有的县中共党组织隶属关系有所变化。 党组织建立和恢复之后，领导了全区的抗日救亡工作。一是建立了一些抗日救亡团体。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常德成立的抗日团体有常德县学生抗敌后援会、抗日救亡歌剧社（后并入一致剧社）、桃源县抗日青年服务队、临澧青年战时工作团、澧县人民阵线、汉寿全民抗日训练总队、汉寿抗日宣传基站、石门抗日宣传队、慈利抗敌流动剧团、津市共产党员韦来宽领导的怒吼歌咏队等。各群众团体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积极发动和带领各界爱国群众，广泛开展了各种抗日救亡活动。这些团体的许多成员后来加入了中共党组织或成为中共党的外围组织骨干，还有不少进步青年奔赴延安。二是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三是开展抗日宣传，其中津市怒吼歌咏队的抗日宣传活动在民众中形成很大影响，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和仇视，韦来宽的中共党员身份被泄露，他和歌咏队的一些成员被他所在的驻津市国民党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下令抓捕。韦来宽、王正德、彭仲（《津市锋报》记者）三位革命志士壮烈牺牲。四是反对贪官奸商发国难财。五是开展抗日支前活动，仅澧县在1940年5月至12月期间，中共党组织就动员人民筹得稻谷2250万公斤、大米9万公斤，有力地支援了前线部队。1941年，为运送抗日伤员，澧县共训练民运队员9600名，组织担架队员1260名。抗战期间，仅澧县就有18392人参加抗日部队。 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共党组织的破坏和抓捕杀害共产党人。特别是1940年后，国民党地方当局加紧对常德中共党组织的破坏。中共桃源特支、澧县县委、常德县委相继被彻底破坏。中共澧县工委书记游玉圃、组织委员游述梅、党员傅冠培、谭绍训等被逮捕杀害。常德县6名基层支部书记被出卖杀害。其他县的党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这一时期，日军在常德投放鼠疫细菌，制造了厂窖惨案，发动以围攻常德城为主的常德大会战等，犯下了滔天罪行。 解放战争时期，常德人民在国民党军、警、宪、特等重兵把守和残暴高压的险恶环境下，仍不屈地坚持斗争。 首先是恢复发展党组织。1947年4月，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派中共党员魏泽颖以国民党中央政府农村棉产改进处滨湖指导所技佐的身份到津市恢复和发展地下党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培养发展党员，于11月，建立中共津市支部，隶属省工委，1948年5月，在党组织发展壮大的基础上，支部升格为总支部，9月又升格为中共津市区工委。1947年8月，中共湖南省工委又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派共产党员雷天一、方用和李小明（女）来常德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1948年1月，中共湖南省委调雷天一回长沙。9月，方用成立中共常德支部；1949年2月，方用批准组建中共桃（源）慈（利）支部，4月，根据斗争需要，方用将桃慈支部分设；1949年3月4日，经中共津市区工委批准，建立中共安乡支部；1949年2月，从北平燕京大学来临澧的中共党员晏国敬和方用取得联系，5月经方用批准建立中共临澧支部。 在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形势下，中共湖南省工委于1949年4月底5月初，在长沙韭菜园召开了重要会议，作出了《关于湖南地区工作的决定》，通称“五四决定”。会议期间，省工委书记周里指示方用建立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简称湘西工委）并任书记。湘西工委管辖澧县、安乡、常德、慈利、桃源、临澧、益阳等7县中共地下党组织和石门的中共党员。 这一时期，常德除中共湘西工委直接管辖的党组织外，汉寿于1945年10月停止活动的县工委，在1949年4月28日恢复中共汉寿县委员会；石门县在1948年3月，经上级党组织慎重审查、中原局城工部部长蔡书彬审议批准，决定承认一直在秘密活动的原中共石门虎踏桥支部田中夷等10多位同志的党籍，并批示组建中共江南工作委员会，田中夷任书记。另外，1947年10月，建立中共常（德）安（乡）南（县）工作委员会，魏恒若任书记。到常德解放时，各县党组织先后升格为县工委或区工委，由于中共湘西工委和各县党组织的积极工作，8个县共建立党支部35个，有党员500多名。 第二是开展统战策反工作。中共湖南省工委长沙韭菜园会议结束后，中共湘西工委书记方用立即赶回常德传达精神，布置迎解各项工作。5月下旬，方用在澧县三贤乡左家塔左承统家主持召开了会议（简称左家会议），向澧县、安乡的党组织传达了省工委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培养革命骨干、建立地下武装、建立统一战线、分化瓦解敌人、做好迎解工作的会议精神，并部署了澧县、安乡的各项工作，任命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地下武装的负责人。6月下旬，方用到桃源九溪乡沙成章家主持召开了有桃源、常德、益阳、慈利、临澧等县中共党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简称沙家会议），传达省工委会议精神，布置各县发展党组织、建立突击大队、加快统战策反等工作任务。这两个会议后，各县党组织快速发展，地下武装相继建立，统战策反工作全面展开。 第三是开展武装斗争。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和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指示，中共常德地区党组织在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领导开展武装斗争。1947年初，中共鄂西北区委和中共江汉区委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挺进常德地区的澧县、石门等湘西北开展游击战争。1947年秋，由湘鄂边地下党员郭仁组织的民主联军陆军第一师，在石门南乡开展游击活动。1949年夏，中共湘西工委成立后，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指示方用组建湖南省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由中共湖南省工委策反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陈采夫任总队长，方用任政委，并在常德全区组建突击大队。左家会议、沙家会议后，中共常德各县、区工委在中共湘西工委领导下积极开展突击大队的组建工作，从6月下旬至7月下旬，澧县第四突击大队、临澧第八突击大队、慈利第十突击大队、益阳第十二突击大队、临澧第十四突击大队等5个突击大队先后建立并开展武装活动。特别是中共澧县县委书记左承统领导的第四突击队于1949年6月24日晨分3路发动了武装起义，共有300多人枪，在国民党军重兵围剿中坚持战斗到7月下旬澧县解放，有6位共产党员在战斗中牺牲。 第四是发动群众迎接解放。中共湘西工委积极贯彻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各界迎接解放的群众组织，通过这些群众组织，组织各界群众和学生上街游行，用各种方式开展“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利用多种形式进行迎接解放的宣传活动，发动工人和各界人士维护交通、维护秩序、保护工厂、保护学校、保护商店、保护邮政等，确保了常德各县的顺利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第十三兵团从1949年7月23日解放澧县，到8月4日解放汉寿，仅用11天时间就解放了常德境内各县。常德党组织和常德人民为常德的迅速解放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敢教日月换新天 常德解放后的1949年9月至1978年，在党中央和湖南省委领导下，中共常德地委领导常德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斗志，奋发图强地建设社会主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1949年5月上旬，经中共中央中南局批准，中共常德地委在河南开封组建，地委委员14人，乔晓光任书记。同时在开封，常德地委对所辖各县（市）的班子配备和干部分配作出了决定。8月4日，常德地委随大军到达常德，既开始领导所辖常德、桃源、澧县、临澧、石门、慈利、安乡、南县、华容9个县和常德，津市两市党委班子的建立与建设工作。8月17日，地委发出《关于与秘密党组织合并问题的指示》，此后，常德地区原来所有中共地下党组织不复存在。后来行政区划作了一些调整，1952年汉寿县划入，1962年11月南县、华容划出。 常德地委加强了全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党风党纪建设，使各级党组织成为全区社会主义事业坚强的领导力量。 接管建政，巩固人民民主政权。1949年6月，冀南支队在开封组建常澧区行政专员公署及所辖各县（市）政府工作班子。常德解放后的8月4日，常澧行署全体工作人员抵达常德，正式挂牌办公，首任专员为王含馥。行署为湖南省政府派出机构。8月28日，常澧行政专员公署更名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常德区行政专员公署（简称常德专署）。8月上中旬，各县（市）工作班子先后抵达目的地，9月中旬，按照地委的部署和要求，各县（市）成立人民政府挂牌办公，随即着手接管旧政权，全区市县只用7至10天就接收完毕。1951年2月，旧的保甲行政组织全部废除，建立新的乡村组织。至此，建立人民政权的工作基本结束。 取得人民政权后，为巩固新生政权，常德人民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一是筹粮支前。常德刚解放时，有解放常德的四野第十三兵团10万大军在境内并要经常德南下，有二野15万大军要从常德过境西进，所需军粮及物资可想而知。常德党组织领导常德人民克服一切困难，排除各种敌对势力干扰，经过艰苦努力很快完成任务。从8月到9月中旬，全区共供应驻军大米1400多万公斤；共组织14万多民工投入军运，共运军粮22335吨、军用物资9401吨、部队伤员9829人、河渡部队26万多人、牲口16500匹、大小汽车1265台、马车1977辆、大炮307门、小炮99门；共修复桥梁31座，修建浮桥10座，修复公路路面5860米，新修板渡4个，基本保证了军运畅通无阻。二是剿匪安民。1949年7月，常德刚解放时，境内残留土匪2万多人，他们抢劫扰民、杀害革命干部，无恶不作，严重威胁着新生政权。1949年9月18日，常德地委部署全面剿匪工作，共投入7100余兵力，至1952年12月，全地区剿匪斗争结束，历时3年零4个月，共有16872名土匪被毙、俘或自首、投诚，缴获各类枪枝5301支（挺）、大炮10门及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三是镇压反革命。解放初期，常德地区境内有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目等5种反革命分子31000多人。他们仇视新生政权、谋杀革命干部、破坏各项革命工作，反动气焰极为嚣张。1950年11月起，常德地委、专署部署全区镇反工作，至1953年10月，全区各类反革命分子基本肃清，共有30000余人被镇压查处。 进行三大改造，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1951年开始创办农业合作社，到1956年底，全区基本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1954年，地委部署试办手工业合作工作，1956年初，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全面铺开，至年底，全区基本实现手工业合作化。1955年，全区有私营工业268家，从业人员3513人，资金108万元，总产值961万元；私营商业33411户，从业人员42974人，资本总额808万元。地委遵照党中央“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社会主义改造，分两批进行，均在1956年9月底前完成。全区共改造私营工业268户，私营商业29000多户。三大改造的完成，改变了几千年来的生产所有制，在全区全面建立起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1958年8月，全地区开始人民公社化运动。9月8日，建立全区第一个人民公社——常德县红旗人民公社。10月底，全地区实现人民公社化，共建人民公社117个，入社农民945000户，占全区总人数的99.9％，农村普遍办起了公共食堂。1961年3月，农村经过整风整社运动，解散公共食堂，恢复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普遍得到提高， 二、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随着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提高。从而使常德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国民经济恢复较快 常德的国民经济在三年恢复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据10个县、市（含慈利，下同）统计，1952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4397万元，较1949年增长41.86％，年均递增12.3％。其中农业总产值32043万元，比1949年增长37.58％，年均递增11.22％；工业总产值2354万元，比1949年增长8倍，年均递增近1倍。粮食总产量128.83万吨、棉花总产量0.95万吨，分别比1949年增长41.47％、79.7％。 农业经济快速增长 常德是久负盛名的“鱼米之乡”，农业资源丰富，地理条件较好。但解放以前，常德农业生产力一直比较落后，产出水平不高，粮食产量无法满足温饱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常德地区大力推进土地改革、合作化，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推广农业科学新技术，使农业生产力迅速提升。1978年农业总产值为158622万元。在此期间，农业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主要经营种类有粮食、棉花、油料、林业、渔业等。全地区：粮食，种植面积1949年为663.23万亩，1978年为1242.41万亩，增长1.8倍多；总产量1949年为833545吨，1978年为2623795吨，增长约3.15倍。棉花，种植面积1949年为55.87万亩，1978年为105.76万亩，增长约1.9倍；总产量1949年为5290.4吨，1978年为34855吨，增长约6.6倍。油料，种植面积1949年为30.94万亩，1978年为71.32万亩，增长2.3倍多；总产量1949年为9035吨，1978年为36399吨，增长4倍多。其它都有大幅度增长。 工业经济迅速发展 解放初期，常德工业基本上是一片空白。1949年国有工业企业仅1家，私营小企业和作坊74家，仅能生产一些生铁、原煤、棉布和进行简单加工，工业总产值不到300万元。解放后，常德人民艰苦创业，努力拼搏，工业经济逐渐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到1978年已成为常德的的重要经济支柱。1978年全地区的工业总产值达到113135万元，比1949年增长377.1倍多。工业门类主要是轻纺工业、医药化工、机械电子、冶金煤炭、建材等。 商服经济走出边缘 解放初期，常德商服业门类少、基础差，在全地区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边缘地位。1952年服务业增加值0.74亿元，1978年全地区服务业增加值为3.6亿。社会销费品零售总额，1952年为10596万元，1978年达到52099万元，增长近5倍。 全地区国民经济GDP从1952年仅为5.82亿元到1978年达23.4亿元，增长4倍；财政收入从1952年的3330万元到1978年的2.2亿元，增长6.3倍多。 三、大力开展基础建设 常德地区解放前基础设施落后、破旧，解放后，地委、行署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城乡面貌有了巨大变化。 城市建设长足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常德会战日军几乎把常德城炸为一片废墟，到解放前，常德城区破败不堪，面积狭小，街道窄而不成形。解放后，常德城区逐步扩大，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城市道路，1949年常德市城区有街巷122条，计25890米，总面积134907平方米，主街为三合土路面，小街小巷为麻石、片石路面。到1978年，常德城区道路总长4.2万米，总面积达到29万平方米，扩大了一倍多，新修的主街道宽度达到28-30米，均为沥青路面。供水，常德市1958年在德山修建水厂，1960年又在大西门修建水厂，从此改变了常德城区居民用肩挑手提方式取用河水或井水的历史。城市交通，1968年之前，常德城区交通工具主要是人力车、人力三轮车等，1968年开始有公共汽车，到1978年底，市内有营运公共汽车34辆，营运线路6条，单程站点56个。 交通建设掀起高潮 常德在历史上被称为“荆楚要地”“川黔咽喉”，交通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建国时的1949年常德仅有4条公路，通车里程378公里，且年久失修，损毁严重。解放后，常德以超常的胆识气魄和拼搏精神，劈山开路，逢水架桥。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先后掀起三次修路高潮。到1997年，公路已遍布常德城乡，县县有油路，乡乡通客车，92％的村通公路，公路通车里程达5707.13公里。 常德境内干流有沅水、澧水两条河流。新中国建立后，到1978年对沅水进行了三次大的整治，沅水干流常德境内航道可通航30-150吨级船舶。澧水常德境内航道整治工程于1970年全线开工，至1974年共耗资689.89万元，枯水期可通航15-30吨级机帆船，1977-1979年，疏通澧水滟洲至津市段20公里航道，整治后能长年通航100-200吨级轮驳船队。 水利建设成绩宏伟 新中国成立后，常德人民下大力气开展水利建设。一是进行了湖区县的筑堤围垸建设，解决水患问题；二是进行了洞庭湖一、二期治理工程；三是进行了荆江分洪工程、松澧分流工程洪道疏扩建设；四是进行了垸 内的排灌、撇洪工程建设；五是进行蓄水引水工程建设；六是提灌工程建设，其中最著名的提灌工程是从1966年开始用10年时间完成的临澧县青山水轮泵站及其全部配备工程，安装100-8型水轮泵35台，提水扬程50米，提水流量15立方米/秒，灌溉农田30万亩。 农田基本建设空前 农田基本建设最主要的是“园田化”整理。1965年，澧县将澹东、夕阳、荣爱3个大队520亩农田整理成丘块大小一致、沟渠贯通、排灌“分家”的园田化格局。1968年，安乡县安丰公社铁路湾大队进行土地平整，开挖支渠系130多华里，将4200亩耕地平整成25大片，400小块，改造成排灌自如、田地成方、树木成林的新型农田，安乡称为“园田化”。至1974年止，安乡园田化农田21.5万亩。上世纪70年代，常德地委宣传推广铁路湾大队经验，提出“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措施，要求各县开展园田化建设。澧县将澧阳平原农田陆续建成整齐化的格局。至1975年止，全区建成园田化面积118万亩。 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教育：1949年全地区没有高等教育学校，只有中等学校3所，在校生655人；普通中学22所，在校生5198人；小学2431所，在校生11.9万人。到1979年，全区有小学校4389所，在校生92.44万人；分别比49年增长约1.8倍、约7.7倍；普通中学1435所，在校生348945人，分别增长约65.23倍、约67.13倍；中等学校8所，在校学生1万多人。除此之外，还办起职业中学，成人初步、中等、高等教育及幼儿教育等。特别是办起了高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1958年9月，常德师范专科创办，1965年常德护士学校招收大专班，1975年12月创办湖南农学院常德分院；成人高等教育，主要是高等函授教育、电大和工人大学等，至1976年全境共办此类学校108所，在校学生5067人。教育水平和人民的文化素质得到大幅提高。卫生：1949年，常德卫生机构仅20个，全部医院床位加起来仅有266张，卫生技术人员2367人。新中国建立后，常德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不断增加，服务水平不断提升。1952年，常德首先设立防疫站，当年底全区医疗机构增至359个，床位608张。1956年底，全区建成联合诊所1277个、联合医院20个。1975年，全区10个县市均已建立人民医院、中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女保健站以及血吸病防治专业机构。人民的医疗水平和健康水平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常德的文化和体育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也得很大的发展。 直挂云帆济沧海 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2018年的40年，是常德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常德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锐意进取，奋力前行，推动常德从内陆封闭到全面开放，从湘北小城迈向双百城市，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贫穷落后迈向富饶美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常德努力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续深化改革，大力实施“开放强市、产业立市”的战略，常德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卓越成就。 一、实施改革，实现工作重点转移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变领导体制 1979年，常德地委根据上级指示，开始部署全区政治体制改革。当年，根据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撤销“革命委员会”，地区设立行政公署，县、市设人民政府。1983年7月，根据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进行机构改革，地、县（市）领导班子实现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984年，地委经过试点，改革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普遍建立乡镇人民政府。1988年4月18日，湖南省政府通知“撤销常德地区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原常德市改为武陵区，原常德县改为鼎城区”。5月26-28日，中共常德市第一次党代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常德市第一届委员会，至今已是第七届委员会。6月20-24日，常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先选举产生常德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和第一届人民政府，至今已均为第七届。6月20-24日，政协常德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宣告政协常德市第一届委员会成立，至今已是第七届。慈利县于1988年12月划出。经过几次机构改革和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市领导县体制之后，对常德市各项工作的领导更加顺畅和强有力量，使常德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工作重点转移 1979年5月，常德地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农业提出“改革”“调整”的任务。1980年冬，开始推行生产责任制。到1982年春，全地区除澧县外，所有县、市全面实行农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后，该责任制扩大到山林、水面。2月，全地区有958万亩集体山林和43万亩水面承包到户。1987年，常德地委出台《关于鼓励发展私营企业的若干规定》，保护私营企业的发展。1981年开始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工交企业内部推行经济责任制。1987年4月，地委、行署在工交企业中普通推行承包责任制，到年底，160家企业中有127家实行承包责任制，21家小型企业实行租赁经营或个人承包。1992年，常德市委决定在德山、桥南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到年底，全市建立9个开发区，投入建设资金1.2亿元，与外商签订合同和协议项目274个，引资总额21亿元，批准外资企业155家，总投资15.8亿。1993年以后，常德市委将企业改革的重点放在产权制度改革上，2000年4月，常德市委、市政府大胆作出“置换国有企业产权，置换国有职工身份”即“两个置换”的改革决策，到2001年底止，市直64家国有企业，有55家先后进入“两个置换”程序，涉及国有职工49419人。通过置换改革，55家企业共化解债务包袱19.74亿元，盘活存量资产15.8亿元。置换后的企业大部分重组为民营工业企业。原企业职工有19990人进入社保医保，占应进职工的93.4％，再就业人数占应安置的80％。重组企业经济效益比置换改革前大大提高，企业员工收入也比在原国有企业提高近30％。 2000年6月，各区、县（市）“两个置换”全面铺开。 通过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把工作重点全面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常德市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 二、从薄弱的基础上飞速发展，综合实力实现历史跨越 经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建国初期，常德基础薄弱，1978年以前发展也比较缓慢。改革开放40年来，常德的经济有了飞越发展，到1992年，常德地区的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3.4亿元迈入百亿级；2008年迈入千亿级，达到1097.1亿元。此后，每隔4年迈上一个千亿台阶，2018年达到3394.2亿元，总量居湖南省第三位。按当年价计算，相当于1952年583倍，为1978年的145倍，全市人均GDP从1952年的174元到1978年的452元，到2018年达到58160元，以美元计算达到8789美元，从低收入迈入了中上等收入水平。 财政收入连创新高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全市的财政收入也步入了“快车道”。到1990年常德地区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2.2亿元达到4.4亿元，12年时间翻了一倍，到1996年达到9.8亿，用6年时间就在1990年基础上翻一倍。1997年跨上10亿台阶，2012年跨越百亿台阶，2018年达到174.4亿元，相当于1952年的543倍，是1978年的79倍，年均增长10％。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看，2005年之后，全市增长迅速，“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速达到21.8％，2010年突破100亿关口达到100.8亿元，“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速为15.9％，2015年突破200亿大关达到210.8亿元。2018年达到269.8亿元。 内外贸易连续跨越 改革开放40年来，常德商贸市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单一的百货大楼等转向专业市场、连锁超市、商业综合体、互联网商业等多种商业模式，消费领域发生了历史性巨变。益丰大药房从一家门店成长为销售额近70亿的上市公司。2018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260.8亿元，是1952年1.06亿的1189倍，是1978年5014亿的245倍。全市的对外贸易也日趋活跃，2018全市进出口总额达到15.3亿美元，是1989年的718倍。 三、从农业主导到全面协调，产业结构发生巨变 改革开放以前，常德市是典型的农业市，1978年，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56.5％，二三产业仅占43.5％。改革开放后，经过市场洗礼、结构调整、转型升级，1998年，全市第二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一产业，经济发展从农业主导转变为以工业主导阶段，201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开始进入第三产业主导阶段。经过40年的调整和发展，全市产业结构的演变基本呈现“一二三”→“二三一” →“三二一”的发展态势。 农业基础地位更加稳固 改革开放后，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及农村税费改革和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等强大动能推动下，常德农业迸发强劲活力，农民生产积极高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2018年全市农业总产值608亿元，按当年价算，相当于1952年的105.5倍。全市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产量长期位居全省第一。高效农业取得实效，养殖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百分之五十，经济作物产值在种植业产值中的比重达到百分之五十几，农产品优质率也接近百分之五十。现在全市形成了农业、畜牧业两大产业主导格局。常德农业正逐步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迈进。 工业生产大幅跃升 1978年的常德工业，不仅规模小，而且基础差，全部工业企业仅1961家，产值仅为10.9亿。经历40年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过去的小而散逐渐扩展到37个工业门类。2018年全市产值过2000万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1261家，其中产值过亿的企业有617家，过10亿的企业有27家，过50亿元的有4家，过500亿元企业1家。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也一举突破千亿大关，工业增加值达1124.9亿元，是1952年的712倍，是1978年的19.7倍。目前全市已培育形成烟草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纺织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十大支柱产业。芙蓉卷烟、金健食品、心相印生活用纸等成为全国知名品牌，孕育出了以芙蓉王、金健为代表的中国驰名商标39件。 服务业发展为主导产业 解放初期，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1952年服务业增加值仅0.74亿元，占GDP比重仅12.7％。1978年全地区服务业增加值才3.6亿元，占GDP的15.4％。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市服务业产业迅速扩容，异军突起，发展快速，逐渐成为推动全市经济发展的主动力，2018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1760.8亿元，占GDP比重达到51.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旅游业、房地产业、中介服务业、移动通讯业等新行业，成为其中发展尤为突出的产业。 四、城市建设力度空前，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改革开放40年，常德市委、市政府把城市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一届接一届地干，使常德这座文化古城焕发新的活力，“桃花源里的城市”品牌越来越响。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设施投入增加 1988年常德撤区建市时，常德市城区面积20.7平方公里，城市人口19.7万人。撤区建市，常德城市建设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城区面积迅速扩大，人口迅速增多，到2006年，城市面积扩大到60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60万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常德提出建设“双百”城市目标，构建一江两岸、一体三极城市格局，大力推进城市扩容提质，着力壮大中心城市，2018年城区建成面积达到104.9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99.8万人，基本实现“双百”城市目标。 1988年城地改市前，市区主干道道路仅洞庭大道、武陵大道等“两横三纵”，城区道路总长仅103公里，面积91万平米。地改市后，常德着力推进城市北扩、西进、东延、南拓，初步形成了“十纵十横”的城市主干道网络，路面全为水泥路、沥青路，城区道路面积升至1278.6万平方米，人均城市道路面积达到14.5平方米。配套建设了城市给排水、污水处理工程等重要设施，日供水能力从1988年的18.5万立方米提升到2017年的41.7万立方米。 城市品味日益提升，城镇体系日趋合理 改革开放40年来，常德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进城市创建，着力提升城市品质，先后建设了“三馆三中心”、白马湖公园、丁玲公园、武陵阁步行城、欢乐水世界、穿紫河风光带、柳叶湖环湖风光带等一批城市新亮点，先后获得了“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际花园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节水型城市”“中华诗词之市”等多块城市招牌。 改革开放之前，常德地区农村面貌较为落后，灾害特别是水患频仍，城镇化水平差，改革开放40年来，市委市政府重视乡村城镇化建设，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城镇体系日益完善。1988年地改市时共有31个区公所、56个镇、206个乡，2017年调整为42个街道、20个乡、107个镇。同时，县城提质扩容加速推进。“中心城心＋副中心城市＋城镇群”新型城镇体系初步建立，全市城镇人口从1978提的47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309.7万人，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9％提升到2018年的53.1％。 五、交通建设突飞猛进，农村基础设施改造大力推进 公路的修建，在上世纪50、60、70年代三次修路高潮的基础上，市委市政府在80、90年代又组织实施了三次公路建设大会战。进入新世纪以后，常德交通更是跨越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全市围绕打造泛湘北交通枢纽城市目标，着力打造交通跨越大会战，破解高铁、高速交通瓶颈，交通建设成就辉煌。全市公路客运量从1952年的34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7425.3万人，货运量从73万吨增加到2018年16077万吨，公路通车里程从378公里增加到2.3万公里，民用汽车从1978年的4006辆增加到2018年的566319辆，高速公路总里程从无到有达到423公里。桃花源机场几经扩建已升级为4D机场。石长铁路成为常德重要出行通道，黔张常铁路正加紧施工，多条高铁列入规划。常德已初步形成水陆空交通网络。 解放前，常德农村相当落后，基础设施极为薄弱，长期受水旱灾害困扰。解放后也有相当一段时间，水患成为常德最大的忧患。因此，从50年代开始，常德人民战天斗地修水利，改变农业条件，先后组织实施了80万劳力治湖运动、百库运动、电排歼灭战、园田化建设、洞庭湖治理、水库除险加固等一系列治理工程，目前全市农业总灌溉面积接近480公倾，水库数量达到1424座，堤防总长度达到3380公里。在大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深入开展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行动、精准扶贫等，目前，全市基本实现了水利道路组组通，电话、电网，“有线”村村通，1683个村实现了垃圾集中处理，1844个村通了自来水。 六、社会事业欣欣向荣，居民生活蒸蒸日上 科技不断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常德科技事业在艰难中起步，在改革开放中大力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驱动战略推进，常德科技创新迎来了春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信息通信跨越发展，1997年至2018年20年间，全市固定电话用户从27.4万户增加到41.5万户，移动电话用户从4.3万户增加到552.8万户，几乎达到成人“一手一机”水平，互联网宽带用户从259户增长到131.5万户，基本上户户全面普及。专利申请数量全市从2001年的1903件增加到2018年的4949件，授权专利从2001年的133件增加到2018年的2258件。2018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到354.8亿元，相当于2005年的19倍。2018年全市拥有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4个、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9家、高新技术企业206家。 教育强市成效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常德不断推进教育强市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实施教育攻坚，教育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全市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长年保持100%；2018年普通高校达5所，在校学生5.3万人；中等职业学校42所，在校生4.6万人；普通高中45所，在校生7.6万人；初中学校232所，在校生13.6万人；普通小学432所，在校生30.5万人，幼儿园幼儿14.8万人。全市的教育质量长期走在湖南全省前列，多年来高考成绩在省内处于数一、数二位次。 卫生健康水平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后，常德卫生服务机构开始陆续恢复和新建，人民群众就医条件不断改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逐步得到缓解。到2018年，全市已拥有卫生事业单位5196个，卫生技术人员35750人，医院、卫生院拥有床位总数3.55万张。对比1949年，2018年全市卫生机构增长259倍、病床数增长132倍、卫生技术人员人数增长14倍。全市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从1964年的58.3岁上升到2018年的76.9岁，提升了18.6岁。 文化体育事业稳步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常德不断加大文化体育事业的投入，使其活力充分释放，创新动力不断增强，精神文化产品不断丰富，体育竞技水平不断提高，文化体育产业繁荣昌盛。全市艺术表演团体从1983年的12个增加到2018年的1678个。2018年全市拥有群众艺术馆、文化馆10个，公共图书馆9个，博物馆、纪念馆14个，广播电台9个，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9.99%；电视台9座，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9.65％；拥有体育场地8698个、运动场59个、各种训练房563个、体育馆11座。目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超出246.2万人。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从“普遍福利”向“社会保险”转变，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健全，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从2000年的32.3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102.7万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294.3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529.8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57万人。与此同时，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参保范围不断扩大，最低生活保障体系逐步完善，社会保障网络越织越密。 城乡居民收入显著增加 解放前，常德居民生活艰难，难以糊口。1952年常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4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79元。到1978年，常德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到302元、169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常德居民收入增长进入“快车道”，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关心民生增加人民收入，随着中央一系列增收政策落地，常德居民收入更加快速增长，2018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1126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15095元，分别是1952年的218倍和191倍，是1978年的103倍、89倍、按一家三口计算，2018年城乡家庭收入分别达到9.3万元和4.5万元。同时，随着居民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和居住条件不断改善，常德居民生活由温饱不足达到了全面小康。 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常德已经写就了辉煌的历史，在新世纪未来的发展中，常德定将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篇章。 二〇一九年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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