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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德历史上，最显赫而又有争议的人物，恐怕就是明末首辅杨嗣昌了。他的历史与李自成紧密联系在一起，也与两个朝代的更替密切相关；常德因他声名鹊起，善德文化也因他在全国潜移默化。
功罪誉毁，唯忠烈永恒 一段尴尬历史，造就了一位尴尬人物。 自明朝中叶起，皇帝昏庸无道，宦官弄权秉政，大明王朝渐渐腐朽没落。年轻的朱由检，试图力挽狂澜，对清廉、忠介的杨嗣昌，一再委以军事重任。“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杨嗣昌督师临行前崇祯皇帝送给他的这首诗，显示了朝廷对杨嗣昌的高度信任和绝对期盼。然而，腐朽没落的朝政，空虚无继的国库，加之灾荒连年，兵士哗变，饥民起义频频发生，以致“贼”满天下，同时还有满清的虎视眈眈。杨嗣昌虽以“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重创张献忠、李自成等农民军，但并没有改变整个王朝四面楚歌、岌岌可危的局面，最终在忧愤与绝望中吐血身亡，年仅54岁。于是王朝大厦轰然倒塌，冲天迷漫的尘土掩盖了他曾经的光环，而且随着岁月递进一次一次地掩盖，又一次一次地拂拭。 胜者王，败者寇。不管杨嗣昌的功过是非如何，但他的忠烈、清廉、勤政、才华以及他的家乡情怀，任何时候都是无可厚非的。
才华横溢，蕴故乡情愫 杨嗣昌(1588—1642)，字文弱，武陵县(今鼎城区)花山渣口坡人，18岁中举人，22岁中进士。他才思敏捷，才华横溢，在繁忙的公务之余，长期勤奋写作，著有《地官集》16卷、《武陵题咏》20卷、《督师纪事》50卷、《杨文弱集》36卷，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添了绚烂的篇章。 我为撰写散文集《荆楚风》收集常德风物资料的时候，曾深深感受到杨嗣昌对常德地方民俗文化、旅游文化的突出贡献。我的《龙舟文化漫谈》和《常德人过端午》两篇文章，就受到了杨嗣昌先生的深刻影响。他的《武陵竞渡略》，对洞庭湖区特别是常德地区的龙舟竞渡风俗作了详细描述，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 政治家杨嗣昌，还是一位风格独特的山水、民俗、旅游文学作家。他根据郦道元的《水经注》实地考证了桃源境内沅江的各个风景点，写下了以《游桃源记》、《白马渡记》、《夷望山记》等为代表作的家乡山水游记，对深度开发桃花源具有重要价值。他的《沅水风光组诗》，融史料、考证、传说为一炉，为后人研究、开发旅游资源提供了详实而形象的文化参照。还有《梁山游记》也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人们至今不忘的是，杨嗣昌在家乡丁忧之时，向朝廷启奏，加修了常德城。当时的常德城不仅是重要的军事防御地，而且四面环水。修建牢固的城墙，保卫了城内千万人的生命财产，确实是件造福民众，泽及子孙的好事。因此，常德城民间一直流传着杨阁老“城加三尺，桥修七里，街修半边”的赞誉。但也有说杨嗣昌假借修建常德城之名，奏请朝廷拨款，实际上只修建一个高三尺的雉堞，一座名“七里桥”的小石桥，和城东堤外一条名叫“半边街”的破烂小街。 我也曾经一度相信过这个传说。但我冤枉了他，许多常德人也冤枉了他。清嘉庆《常德府志》说：杨嗣昌在丁忧居家期间，奏请加修常德城，赴京上任后，仍很关心城池质量，命人专职负责，专款专用，撤旧易新，三年完工。而相关史料也称，杨嗣昌倡言武陵城内富户纳捐加修城池，自己更是首捐白银一千两，既没有向国库伸手，也没有向民众摊派。此后的300多年时间里，常德城墙曾因战争和水患受毁，进行过多次修复，但都没有完全毁掉其坚固的基石。直至抗日战争的那场大规模的毁城，那些厚重的青砖才开始从固守的阵地上撤离，流落民间。1973年的某一个雨天，杨嗣昌的后裔杨启乾先生从桃林宾馆后的一条小巷经过，流淌的雨水将地面一块垫脚的青砖冲刷出模糊的字迹，赫然刻着“杨相公，重建鼎城，上不费国，下不病民，三年造成，士民感恩”。自此，杨嗣昌兴修常德之事，总算有了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物证。
杨嗣昌的故乡情怀，秉承了祖传家风。杨氏家族人才辈出，不乏重臣名士，尤以杨时芳、杨鹤、杨嗣昌祖孙三代为甚。 杨嗣昌的祖父杨时芳虽然所任官职没有儿孙大，但他对常德地方文化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曾出资在德山孤峰岭修建石塔、八方楼，还捐建学校、桥梁，组织木奴诗社（后改为青莲诗社），担任社长，广交志同道合之友。 杨嗣昌的叔父杨鸿，为人正直，为政清廉，百姓拥戴。归里为妻治丧期间，时任户部右侍郎的同乡唐绍尧，被魏忠贤诬陷下狱。亲戚故旧怕受牵连，避之唯恐不及，杨鸿却挺身而出，四处奔走，一面上书为其辩诬，一面带头募捐施救。唐绍尧感激不尽，刻骨铭心。南明福王主政时，杨鸿与杨鹗两兄弟奉命去湘西募兵，在麻阳岩口洞被乌罗土司杀害。唐绍尧的三个儿子唐谊、唐諴、唐访为了报答杨鸿救父之恩，慷慨捐出其祖山——今沧山乡凉水村龟形山，作为杨鸿的墓地。 杨嗣昌和父亲杨鹤，在官场以清正廉洁、手头心头干净而互相勉励，也成为善德之乡的千古佳话。杨鹤清正廉洁的为官风格，也影响了儿子杨嗣昌。杨嗣昌在山海关任职时，有一封写给父亲的信，摘其部分： 儿尝言吾家家书是人可看，有两件干净处：一件是手头干净，无有孔方；二件是心肠干净，无欲害人。儿一头表，一头看，欢喜赞叹。推原到此，岂惟人人可看，虽进呈御览可也。所以大人前经患难，履险如彝；儿今身在危疆，径与边烽作对，处之泰然，不甚忧惧，抑或赖有此耳！孙闿阳年伯尝说：“孔子一生不过是‘干净’二字。”儿问：“怎的见得？”他说：“秋阳以暴之，你看干不干？江、汉以濯之，你看净不净？”此语亦恰好逗凑书上大人，聊以解颐。 …… 明末以来，杨嗣昌就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人物。崇祯帝信任他选择他，就是因为他能置身于党争之外，能勤勤恳恳实心实意为朝廷国家办事，又能“手头干净，无有孔方”“心肠干净，无欲害人”，廉洁自律，守正不阿，毫不留情揭露、惩治不法官吏。对一个历史人物，主要应该看他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站在怎样的立场做了一些什么，说了一些什么，是不是称得上是“手头干净”和“心肠干净”。至少，在当时的背景下，父子之间为官以“手头干净”、“心肠干净”共勉，是实属难得的。
三世功德，留心中牌坊 据清嘉庆《常德府志》、同治元年的《武陵县志》、《杨氏族谱》记载，在华都大酒店后面，曾建有杨家牌坊群，先后立牌坊四个，其中明代三世承恩坊和黄阁丝纶坊各一，清代贞烈牌坊两座。三世承恩坊彰表的是杨时芳、杨鹤、杨嗣昌祖孙三代，而黄阁丝纶坊专彰杨嗣昌。其实，这都是杨嗣昌谢世以后的事情，杨嗣昌在世的时候，极力反对为他建牌坊。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有一年，杨嗣昌督师进军四川作战，听说常德府准备为他修一座功德牌坊，他立即写了一封信——《与常德道府厅县》。信中说： 偶思建坊一事，深恐为地方累。而适值此时，尤有如许不便，祈老公祖断而止之。即移其财力建二石柜：一于固腰堤，即江楼之上；一于花猫堤，即桃园之上。二柜成，而千万年无水患，是老公祖千万年不朽之功德，而嗣昌亦与有荣，胜于建坊多矣。 家乡的父母官采纳了他的意见，先后在常德城建起了腰堤和花猫堤这两座减缓水势、保护城堤的石柜。在杨嗣昌心里，防洪设施关乎民生，比一座牌坊重要得多。他也用自己的行动，在家乡人民心里立下了一座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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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4 07: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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